王禹偁的消解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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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宗教的援救，当深浓的痛苦像阴云一样附着在一个人的身上，像蚕食桑叶一样咬噬着心灵的时候，作为一位被传统文化浸润、具有儒家情怀的文人，将会怎样消解？这一直作为一个沉重的课题摆在中国文人或者汲取了传统的文化从而拥有中国文化人格的知识分子的面前。可以说，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合理的方式；有些人虽窥到了其中的门径但却没有走出命运的怪圈；有的，则寄情山水，间接地以自然为神（这里的自然是纯粹的自然，不是斯宾诺莎意识形态中的自然），在生命中的某一段窥见了可以消解痛苦的最佳方式；甚至有的人的方式作为范式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关于此，朱大可先生将它归入到他所谓的“亚细亚的消解模式”中）。多年以后，再次读到北宋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感触很是深切。

公元998年（北宋咸平元年），王禹偁因为预修《太祖实录》，直笔犯讳，降知黄州。一向身处高位、仕途显达，忽然遭遇不测，沉沦下潦，巨大的落差对于这样的文人沉重的心理打击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人处于这样的境地，会在这样的贬谪过程中深切地会体会到人情的冷暖从而对人性升上怀疑。这一过程，是一个坚守理想与放弃理想的挣扎的过程，在急剧的变革中更能引发对前途命运的深切思考。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贬谪会将原先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的痛苦彻底地牵引出来，包裹住他的整个身心，然后促使他联系到关于人生、生命、宇宙、社会的诸种问题。也唯有在痛苦中，他才会思考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既然痛苦是如此深重，既然痛苦能压跨一个人，既然痛苦能将一个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既然痛苦逼压着一个人放弃原来坚守的东西，那么，如何消解？也就是至少在自身的层面上，如何让破碎的心灵找到一份完整？如何让茫然的目光变得清明？如何让流血的心灵得到一份宁静和平和？

可以说，文人的这种境遇是一出悲剧，这重悲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命运不由他来作主，他只是被动地接受。而驱使他加以消解的，与其说是一种责任，毋宁说是一种没有救赎时的自我保护。与前代的柳宗元和同代的欧阳修相似，王禹偁将目光瞅向了自然。但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却与柳宗元和欧阳修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篇文章不长，但作者的风貌、追求、人格与意趣却凸显于字里行间。他先介绍黄冈竹子的特点，说它们多、大，“价廉而工省”，可以代替陶瓦筑屋。然后叙述他造了两座小楼。但楼的选址却比较特殊，他是选在人烟稀少的“西北隅”的，那里的环境是“雉堞圮毁，蓁莽荒秽”。这绝对是一种暗示。暗示什么呢？暗示作者是有意远离人群、远离喧闹的。

一颗受了伤的心灵是不需要他人眼光的注视的，也是不需要来自他人的廉价的安慰的，说不定，他人建立在无聊与空虚之上的喧嚣只会让他更为烦闷。他需要的只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抚摸自己的伤痕，静静地休养以期找到一个药方将它很好地医治。所以，作者的作为，也就是找寻消解地方与消解方式的作为。这样，他选择一个荒凉颓败、荆棘丛生的地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一方面，这里鲜有人来；另一方面，这里幽寂，正适合一颗受到尘世伤害的心灵的探寻和恢复。

自然是静态的，冷漠的，无情的；自然对于传统文人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能够随时响应他们的召唤，以他们期待的面目出现。王禹偁的修楼基本上是一个邀请，等到他修好竹楼以后，他也就将更美的景观邀请到了他的视界里：“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很显然，这样的景象是极美的，但不论怎么看，他都留下了作者自我的影子：他的心境，他的审美情趣，他的遭际，他的想望韵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具备了性灵，而且更进一步的是，此时的自然已与作者交融为一片，密不可分：作者将心灵置放于自然，自然带上了作者的影子；自然被约请来以后，成为作者消解情怀的一种最美的工具；唯其如此，在作者的心目中，被泛化的自然与他的情绪相伴相生，他才会找到一份孤寂中的安慰，而他的心怀就播撒在自然中，他愁自然也愁，他悲自然也悲。此时的作者，成为一个依伏在自然怀抱里的孩子。

但只是一味地沉浸于自然中，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生命的问题，然后跳出阴霾而突围，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卢梭在皮埃尔岛上那样，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人之所长。中国文人的意趣在于，他不管到哪里，都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文化的人，自然虽然可以凭借，但却必须通过文化人格为中介，他还必须借助于文化，就像欧阳修借助于酒、苏轼借助于外在打扮一样，王禹偁也借助了一系列的外在手段，他鼓琴，他咏诗，他围棋，他投壶。现在琴声“虚畅”，“诗韵清绝”，哪怕是棋子和投壶的声音也带上了悠然淡远的乐声，这些“皆竹楼之所助也”。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对愁闷情怀的消解，通过这些动作来打发时光，来消除烦忧，这些行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是经常做的，但不同与以往之处在于，此时的环境不同了，此时的自然成为一种“在场”，一切行为中都投射下它的影子。只有在此时，自然才与这个人紧密地契合为一体，自然才成为被文化渗透的自然，才成为被情感濡染了的自然，才成为有情有意的自然。所以，作者的消解方式就成为这样的：我把自然邀请来，我让它以我希望的形象出现，然后我把自己投放进去，以我认为最合理的姿态；无论做什么，它都在应和我的心跳——在这种寂静中，我不再孤独，不再寂寞。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即使是那些被传统文化摒弃的超出中庸之道的“急雨”和“密雪”，此时在作者的心中也变得优美起来。急雨像瀑布，这还可以理解；但王禹偁却让无声的雪也带上了“碎玉声”，这就有李贺的特点了，这种超乎寻常的比喻让人惊诧，这种声音也只有一颗幽寂到极点的心灵方能聆听到。

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阅读是不可避免的。人，一般会根据他的境况来选择阅读的书籍。对于一个遭遇贬谪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急切地想着摈弃心中愁烦的人来说，他选择的，一定不是那些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书籍，而往往会着眼于那些可以帮助他走出精神的泥淖、求得心地明净的书籍，也就是能有助于愁闷痛苦得到消解的书籍。这样，王禹偁选择《周易》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周易》中的哲思玄想，在“焚香默坐”中读来，自然是有益于“消遣世虑”的。而此时作者的打扮也颇耐人寻味，他“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明明是一个儒家的信徒，却一副道士的装扮。这一方面，是与古代文人儒道互补的精神相映的——他们在仕途顺达的时候，往往会关怀天下，儒家的思想占据上峰；而在理想失落、境遇不好的时候，往往又会以道家的思想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无人到来、无人注视的情况下的这身装扮，其实与屈原峨冠博带的形象有着共通之处，就是通过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装饰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这在王禹偁的这篇文章中可以说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他所喜欢的事情就是“送夕阳，迎素月”，说到底，就是不与人打交道。

这样，像那些人来人往、笙歌响处、繁华无比的古代名楼就不是他所向往的了，只因充斥着那儿的，除了热闹还是热闹。而一颗滴血的心灵是需要通过宁静来修复的。

所以，后文的对于人世漂泊的感慨里，在“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的悲叹里，既包含着人生于世、身不由己的悲酸，又有不能将这样的宁谧永恒抱持的无奈。行走于世，路途坎坷，所求的，只是找一方阴郁的地方消遣自己的情怀，但这样的权利却不是自己能操持的；知道时时会遇到伤害，于是寻找突破这种阴冷氛围的环境，但这样的环境总是要告别的。王禹偁害怕这样的“竹楼之易朽”，真正害怕的应该是这样的能宣泄、消磨时光的，这样的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的幸福的凭依，会转瞬即逝。他希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能修葺这座竹楼，希望这样的楼不朽，也就是希望能寄托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能永存。只有这样，他才会在离开的日子里不时地回首想到曾经拥有过的生活，这是一种安慰，是一种追寻，也是一种寄放。

唉，斯人已矣，斯楼已矣，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我们在现代世界的乌烟下匆匆行进，理想的失落是常遇的，意志的消磨是常遇的，人世的寂寥是常遇的。与王禹偁的相同之处在于，我们也盼望着通过最为恰切、最为有效的方式来驱走那份落寞和伤感。但我们却没有了对自然邀请的意识和能力，而自然也就在这种背离中远弃了我们。因此，人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成为一种寻求，寻求一方能让自己的愁绪得到消解的地方；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种想象，想象出一方境地来将自己的心灵置放，然后在那里看夕阳，看月光，看自己的悲伤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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