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
朗读这篇文章2020年国庆档宣告以39.5亿元票房成绩收官，票房排名前三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18.7亿）、《姜子牙》（13.8亿）和《夺冠》（3.6亿）合计贡献了九成票房。
《夺冠》上映前，曾预估了20亿+的票房，结果却是20%的预期都没达到。比起同期档的其它两部电影，票房真是一个“惨”。网上评论大多惋惜导演太弱，故事太平淡。果真如此吗？非也。真正的原因，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要么是意识到了却不敢说。
国庆长假难得和中秋连放，却因为疫情期间学校的管控，居然连上海也出不去。市郊的度假酒店价格已翻了2-3倍，所以无奈之下只能蜗居在家，去看《夺冠》实属无聊假期的随性之举，所以也没做啥功课，有关导演、出品人、演员阵容一概没有关心。
看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导演一定不是内地的。上网一搜，果然，陈可辛，中国香港。其实香港的老华侨里，有很多是比内地人更“中国化”的，但陈可辛不是。你看他的简历，12岁时随家人到泰国曼谷定居，上的是国际学校。18岁前往美国洛杉矶上大学，一开始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第二年，就偷偷换成了电影课程。1983年，大学还没毕业的他跑回香港，在嘉禾电影公司打工，最终放弃了大学学业。
从青少年开始，陈可辛接受的就是完全“西化”的教育，这也是为何《夺冠》中的郎平会说出“为什么那么看重输赢？因为我们内心不够强大，等我们心理足够强大了，输赢就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在面对爱将朱婷的困惑时，郎平开导她：“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放开了打，豁出去打。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语气平淡如水。
就是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这部片子有点意思，但也正是这两句话，让《夺冠》的票房惨不忍睹。一部剧要火起来非得契合大多数观影者的心态才行，显然《夺冠》没有。要说观影者的分布，从年龄到地域都比较均衡，可见影片的失宠是犯了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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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怒之？
不得不提一本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是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
这本书比《夺冠》更惨，打开豆瓣评论，一片骂声。摘录一二：
– 看了不到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论据牵强附会得惊人，充其量就是一本不太高明的吐槽集子罢了，还非得在序言里装作很学术的样子。这样的书在豆瓣上得分这么高，实在奇怪。
– 80年代的书啊，真恶心。
– 作者就是个逆向种族主义者，完全没有学者该有的水准
冲突之根本，在于对“自我”的定义。西式文明讲究彰显“自我”，把集体当作个体的组合，而中式文明讲究牺牲“自我”，把个体当作集体的一份子。虽然都是个体与集体，不同价值观体系下的做法完全不同。
譬如郎平说的话，在新闻报道里是这样的：
9月14日，本届女排世界杯第一场比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赛后，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说出了一句令人沸腾的话：“每一次比赛，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中国女排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在2003年世界杯、2004年奥运会、2015年世界杯、2016年奥运会四度夺冠，共九度成为世界冠军！郎平不止一次地说：“只要穿着带有国旗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使命！”
大多数观众指望着从《夺冠》中再次感受到这样的热血澎湃，却不想被一句温凉的“我今天还想问一句，你们爱排球吗？”给硬生生堵住了，像是兜头泼了盆凉水，瞬间，蔫了。
如果一个中国人搞发家致富，他总不能说是为了自己——这样说是会被认为是“自私”的——他必须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以及为了下一代的福利着想。因此，每一代都说是为了前人与后人，就是没有了今人。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个人的努力则必须说成是为了集体，亦即是为了“国家”这个扩大了的家。
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的一段话，但它只说对了一半。说对的那一半是现象，中式文化的确喜好拿集体说事，上台领奖从来都是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从领导到父母到亲朋好友一大串，就是不提自己。但它没说对的那一半是原因，中式文化这个样子的原因不是“必须”，没有人掐着脖子让他这么做，就算出了国，换了环境，中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还是不适应拿自己说事。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集体潜意识，是无需思索的习惯！所以，不是“他必须说”，而是“他喜欢说”“他习惯说”。
书里还举了个例子：
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为人民服务”让共产党在老百姓面前获得了威信，反共人士自然会说：这只是宣传。然而，为什么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就从来连想象力都达不到这些桥段？
《夺冠》，显然就是西化教育下的导演缺乏国民想象力，硬生生地把一部预测20亿+ 的电影拍成了3.6亿，真是可惜！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