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母亲来她房间打探简历的发送情况

午饭后,母亲来她房间打探简历的发送情况。果然,对她拒绝利用关系网进入杂志社的行为,母亲极度不满并将其归咎为年少无知导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绘声绘色地想象了一番该行为将导致的后果后,母亲又恶言恶语地嘲讽了一下她的未来,然后在她的持续沉默中恨恨地出了房间。

她不想解释,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原本就不是几句话可以填满的。日头偏过对面的山墙,夜已然启程了。很快它就会占据这个世界,不过现在,午后三点,人们是不会注意到它的。就像她的母亲也不会意识到再过二十年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交付到她所认为的“不负责任、没有前途”的一代人手上。

中国母亲总把儿女视作“自己的”,对她们来说,不用孩子来定义,自己的人生便无法描述。也正因此,她们总是不自觉地把孩子纳入自己的生命,无论她是否已经成人。她们需要了解所有,掌控所有,虽然有时也会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故作姿态地民主一下。尽管她们知道“十八岁独立”的国际惯例,但也止于知道而已,绝到不了承认的地步。那种父母去探望成年子女时住旅馆的欧美式亲子关系,在她们眼里就是不孝,是白眼狼。

对中国母亲而言,孩子就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脏腑经络四肢躯干一样,无法分离,稍有拉扯便会痛彻心扉。更甚者,在她们的生命中,孩子是代表“未来”的那部分,是凌驾于她自身脏腑器官之上的存在,是可以用她这个肉身去浇灌培育的奇葩骨朵。所以她们会压抑自己的生理需求,把所有最好的留给“未来”。为了让“未来”更有前途,她们也会硬了心肠以绝高的标准去要求她,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打是疼骂是爱”完全可以概括她们的心态。她们用百分百的“自律”和“理性”来要求生命中的“未来”,甚至会为了些微的松懈而自责不已。然而她们根本不明白所谓的“自”,其实是另一个独立的存在——孩子;所谓的“理”,也不过是她们这一辈井底之蛙的固步自封罢了。

对一个社会来说,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大到可以影响整个族群的处事法则。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就分析了中国的家庭。他说“华人社会不是群体取向的”。华人社会中,虽然“也常常要雇用非家庭成员,但这些雇员与家庭老板或经理的关系非常疏远”。华人企业家大多会把产业托付给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止一个孩子,那基本上会倾向于平均分配。

且不论孩子有没有才华来接管产业,单是平均分配这一手段就足以导致企业规模缩小,这也是华人企业很少有三代以上大财团的原因。福山对这种自毁式的做法十分不解,他尝试着用制度来解释,但很快便否定了这一说法,因为他发现尽管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制度不同,三地华人企业的行事模式却没有太大的差别。

福山又尝试用“信任”来解释。他认为在华人社会中,“人们对家庭绝对相信,也相信已经建立起相互依赖的朋友和熟人。至于其他人,人们绝不会假设他们存有什么好意。人们可以期望自己被人以礼相待,但过此界限,人们必须假设,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首先考虑的总是自身(如家庭)的最大利益。”

福山认为,是极小的“信任”半径(只存在于家庭内部)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非群体取向”。“一盘散沙”——是他引用的林语堂对华人社会的形容——“每一粒就是一个家庭”。可又是什么导致了华人社会极富特色的超短“信任”半径?

是家庭!当家庭中的信任高到可以牺牲生命的时候,你如何要求这种模式同样地延展至社会关系之中?!福山不会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就像他自己分析的那样,日本家庭不像在中国那样有严重的父系观念。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仆比远房亲戚更亲近,可以作为家属共同祭祖,死后也可以埋在家族墓地。

福山无法理解中国式亲子关系中那种生命的牵扯,那是早已融为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样的亲子关系中爱着、痛着、快乐着、悲伤着。未来,等孩子有了孩子,等女孩成了母亲,这样的信任模式依然会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的宿命吗?

作者
有言书中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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