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文字工作者,都应该向曾巩学习

朗读这篇文章

前一阵子,我写了篇文章《人生在世不如意,只因未遇白乐天》,写到白居易不仅诗写得很好,而且他的公文也写得很好,就连《新唐书》中也称赞不已,说白居易的公文“多至于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意思是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文章发在公众号之后,有朋友私信我,说宋代还有个公文高手,你也可以写写,这个人就是曾巩。

说起曾巩,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剩下的,知道的就不多了。其实,曾巩是当时文坛巨匠欧阳修的学生,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年参加科举考试,同科中举,也是个妥妥的学霸。

曾巩的公文写得有多好?他的老师欧阳修评价到:“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好友苏轼评价到:“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好友兼政敌王安石评价到:“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世朱熹评价到:“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就连《宋史》都评价到:“曾巩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意思是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超过他的。能得到史家如此高的评价,足可以看出曾巩的文字功底之厚,造诣之深,罕有匹敌。

写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奇怪,明明曾巩的诗词文章俱佳,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强调他的公文呢?其实,自古到今,公文都是重要的辅政手段,传达政令的重要工具,也是实施决策和指导工作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公文质量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单位工作水平的高低,也代表了单位的形象。一个单位、一个衙门的办事人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文字功底、思维能力、工作作风等等,都能在一篇公文中体现出来,对于公文撰写者来说,也是一个人思想、观点、知识、修养、能力、技巧等多种素质的综合反映。所以古人经常用“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来形容一篇高质量的公文写作过程的艰难,国学大师季羡林也用“惨淡经营”来表达写作之苦。

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要把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想法,通过一篇篇锦绣文章传递给皇帝,或者把皇帝对于治理天下的要求,通过一篇篇公文传递给各级官员和百姓,请示汇报,沟通政情,传达要求。历史上的经典公文很多,像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争臣论》、苏洵的《六国论》《管仲论》、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等,都是不世出的杰作。而曾巩的《上福州执政书》《寄欧阳舍人书》等,也是足以和上述并列的名篇。

那么,曾巩到底是怎样的家世渊源和经历,才让他有如此高的才情和成就,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和称赞呢?

说起来,曾巩也是世家子弟,他的祖父曾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做过太常博士。他从小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很有天赋。十二岁那年,就写出了《六论》,这篇文章立意远大,气势宏阔,根本就不像出自一个孩子的手笔,一时传颂四方。二十岁那年,曾巩跟随父亲进京,结识了很多文坛大佬像王安石、杜衍、范仲淹等人,其中还有后来拜师的欧阳修。欧阳修对曾巩很提携,把他安排到国子监广文馆学习,曾巩在那里遍读诗书,度过了一段短暂却又美好的时光。

然而,彼时的曾巩,议论时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却忽视了一点,就是科举考试的要求。北宋的科举考试,内容和花样很多,但有四样是必考科目:诗赋、经义、论、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曾巩的论和策俱佳,诗赋、经义略逊,所以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曾巩的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终于,在嘉祐二年(公元1058年),四十岁的曾巩终于进士及第,梦想成真了。

那一科的考试,还有个小插曲。主考官是欧阳修,他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后来有个考生写了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非常棒,他感觉可能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这篇排名第二,最后发现,原来是苏轼写的。

那一届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熠熠生辉的一届科举,没有之一,录取的名单有曾巩、曾牟、曾布兄弟以及堂弟曾阜、两个妹婿王无咎、王彦深,一门六人以及三苏父子,程颢、程颐兄弟,关中大儒张载等,可以说是群星璀璨耀神州,千年科举第一榜。

此后的曾巩,整个仕途可以说有过坎坷,但也不算很差,既有涂县司法参军、齐州襄州等地知州这样的地方官员,也有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三班院勾判,中书舍人这样的京官,他有勇有谋,有计有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越州赈灾,让富户们出血接济百姓;在齐州打击豪强,正风肃纪;在洪州治理瘟疫,收治病患;在福州打击不法寺院,治理市场……可以说,所到之地,均有政绩。然而,由于曾巩为人低调,少于议论,多于实干,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但他为人简单纯粹,不愿意多宣传,所以后人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的卓越才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堪称憾事。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曾巩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的公文是怎么练成的呢?我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嘉祐五年(公元1059年),四十一岁的曾巩被老师欧阳修推荐到京师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整理校对了《战国策》《梁书》《陈书》《烈女传》《李太白集》等大量古籍,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并且动手写了很多序文,他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这为他的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是多岗位历练,阅历丰富。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巩从四十一岁进士及第入朝任职,到六十四岁因继母去世罢职,在长达二十三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过齐州襄州沧州等六个地方的知州,还担任过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中书舍人这样的史官,所以他既有地方的任职经验,又有京官的眼界见识,这使得他的文章能从江山社稷的高度给仁宗提出意见建议,所以也深受仁宗皇帝的信任,比如在变法初期,他曾写到:“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除旧政之不便民者,诏令勉核相属,推其心,无一日不在百姓也。”这就相当于给仁宗皇帝吃了定心丸。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文写作者,一定是通过多岗位的历练,丰富自己的经历,开阔自己的眼界,给领导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成为领导的参谋助手、核心智囊。

三是勤于思考,不人云亦云。曾巩与王安石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进士及第后,曾巩还写信给欧阳修,举荐王安石,“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后来王安石得到仁宗皇帝重用,开始变法,起初曾巩是支持新法的,只是在变法的策略、步骤上,与王安石不同,后来俩人分歧越来越大,便自请外放,长达十二年。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曾巩并没有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的评价是“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可以看出,曾巩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对于新法,曾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就是“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一个好的公文写作者,应该像曾巩那样,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稿来。

曾巩一生著作颇丰,其诗“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比如这首《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就写得很有气势,他一改贺知章用柳来表现明媚春光的写法,而把柳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这种写法,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还不多见。

据统计,曾巩现存的诗有四百多首,有评论认为他的的诗不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他的文章非常棒,深受老师欧阳修的影响,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文风以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这种文风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

他的文章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记叙性文章,一类是议论性文章,还有一类是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说实话,他的文章我读得不多,所以我仅以我读过的寥寥数篇,再结合网上其他人的评述,冒昧的也说上几句。

记叙性文章中,《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最为经典,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比如这篇《寄欧阳舍人书》,就是他写给老师欧阳修的感谢信,文中,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好,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修来,盛誉欧阳修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虚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修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议论性文章中,《唐论》《战国策目录序》最为经典,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比如这篇《唐论》,就是论述唐朝近三百年历史兴衰的文章,文中写到:“代隋者唐,更十八君,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意思是取代隋朝的是唐,唐朝更换了十八位君王,统治将近三百年,可是治理清明的没有比得上太宗做皇帝的那个时候。委屈自己,听从劝谏,心地仁厚,爱惜百姓。有统治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干,又有将天下治理的清明的效果,然而又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所以还不能与古代贤能的帝王并称,不能称为统治最好的时候。

这种气势磅礴、一针见血的评论,试问现代有几人能够做到?

其它的书、序、启等,我没有读过,不好做评论。

曾巩的文章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快。他晚年曾任中书舍人,就是皇帝的秘书,给皇帝写制诰诏令。有人做过统计,仅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五月至八月的三个月之间,他就写了二百三十二篇制诰,文采斐然,深受仁宗皇帝赏识,足见其水平之高。

我以为,曾巩的文章,就和他的为人一样,看起来似乎文采不突出,但实际上很厉害,总的来说,就是“正”。这个“正”,既是说他的文章行文流畅、说理正,也是说心端正、人品正。他死后,他的至交好友又是政敌的王安石曾评价道:“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意思是就算他以后真的不能功成名就,贫穷而死去,他的文章也足以让他流芳百世。

这才是对他文章最好的评价。

曾巩生前尽管做过大官,但家庭负担很重,穷困潦倒,可他的一部无心之作《局事帖》,却在一千多年之后的当代,在拍卖行拍出了两亿多的高价,真是无心插柳,造化弄人。

所以说,每一个有志于公文写作的人来说,曾巩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一个文字工作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题材、样式、风格都能写,而且能写好。这既是现代人必备的职场技能之一,也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职场小白们,写起来吧。

尽管曾巩的诗词文章成就斐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知乎上的一位网友的评论却令我印象深刻,他评论到:

其实,曾巩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端正文章,也不是唐宋八大家的名誉,而是史书中看似很平淡的一句话:“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他的诗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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