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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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下)

李尚飞

“我对这个世道无所欲求了,我所需要的只有二顷地,能够有稠粥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可凡是我到的地方我去寻找,却最终没有得到。难道真是我正处于艰难的时段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土地生存么?还是人生真有天定的命运安排,即使是吃一顿饱饭也像是功名富贵一样不能够轻易得到呢?”《东坡志林》中的这一则,没有交代具体的写作时间,但写于被贬谪江湖期间却是一定的。

那时的苏轼,受到百般的诬陷和打击,或远徙他乡,或流放边地,薪俸微薄,能有饭吃就不错了,更莫说购置田宅了。他把这种悲惨的境遇归结为“人生有定分”,也就是不可预料的命运,其实这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只是在无奈叹息,自怨自艾。

对于苏轼,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可见他当时心情确实低落到了极点。同时,他对食物不给的现状的怨叹,对买田躬耕的向往,其实与对遭受迫害的现状的不满是紧密相连的。往往就是这样,当沦落飘零、穷愁不堪之时,才知道那最为平常的生活之可贵,那茶米油盐之有味,意识到这一点再回观自己的诸多“企求”,就明白简单中蕴含的丰富了。

这种思想,就渗透在后期的苏轼的心里,不时地流露出来。这应该是他对自己卜居情绪的概括:历尽劫难,深知人生险诡,所求愈多,则痛苦愈多,那么,干脆放弃以前的追求,不向这个世界要求什么好了。但人总是要生活下去的,生命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还有个身体存在,还有家庭存在。

这就不是生活的问题,而成了生存的问题,为了满足起码的需求,还得需要那么二顷田。二顷田,那是一个农夫生存下去的标准,对于名满天下的苏轼并不是什么奢望,但到处寻访,却难以得到。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不是这二顷田难得,而是根本摆不脱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人生有定分,即使是混口饭吃,也像富贵功名一样不可轻得,真是至理名言。

是人生安排了你苦苦地在这人世间奔波,它哪会轻易地让你安居下来,保持一颗平静安逸的心灵度过余生呢?走上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本来是为了功名利禄,当真正地步入这个场境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当初逃避的生活到现在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告别现实是那么艰难,背后隐含着多少的酸痛和无奈啊!

只要能退休即可,不论是他乡故乡。毕竟,当一颗心足够疲累的时候,总得找个休憩之处。于是,他一边观望眉山,一边又不时地将眼光瞅向其他地方。

还是《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读来颇为令人悲楚。说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一年是元丰三年,当时苏轼家人大多在南阳,只有大儿子苏迈陪着父亲到了黄州。黄州很是僻远,没有一个人认识。遭遇了人生最大打击和苦痛、在死亡线上游弋了一遭的苏轼此时是心灰意冷,极为寥落。常常拄着一个拐杖到江边去,看着浩渺的烟波沉默不语。

但苏轼毕竟是名人,大概在这种枯寂中过了十多天,有一个长着长长的胡须的人来拜访他了,这个人名叫王齐万,字子辩。两人聊了半天,苏轼送他归去,当时微风中杂着细雨,苏轼就那么站在江边看着王齐万一叶扁舟,横江而去。小舟越行越远,苏轼还登上江边高丘怔怔地望着,直到仿佛看到那叶小舟到了武昌了,才回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苏轼当时的心情。他本来是一个差点被判死刑的囚犯,到了黄州也是一个罪人,孤独与寂寞是难以言表的,不要说是一般的交情,就是他身边的侍妾们也在那时纷纷离他而去,俗客们见了他就像躲避瘟疫似的。

而就在这种枯落不堪的境地中,竟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主动来探访他,并且与他谈天,并且还很能谈得来,这让苏轼如何不感动呢?每次想到那种立于江边寒雨中的痴望,都令人感到莫名的伤痛。他感激那个造访他的人,也盼望着那个人的再次来到。那份悠然的送行中有着多少的期盼和安慰啊。这个王齐万与苏轼来往了四年,看望苏轼几乎有一百次。看来是意气相得、两相与欢的。

于是,苏轼兴起了一个念头——就买一方田地,就终老于此地。可以看到,这个念头的产生是与王齐万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地方是次要的,哪里都可以生活,但要找一两个可以相投的人却是非常之难。黄州虽然落后偏远,但至少还有一个时常来探访自己并且能谈得来的人,也就足够了。

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朝廷有了新的诏令,“恩赐”他到汝州去。“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有以也哉!”想到以后不能再与王齐万往来,想到人生的不可预测,心情是极为惨痛的。就这样,在黄州卜居而定的愿望最终也成为画饼。这是人在官场的无奈,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这更是作为一个社会性质、文化性质身份的人的无奈。

卜居的念头,总是兴起于一个人落寞之时。倘若这个人仕途通达,身处高位,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会如此浓烈;而正是处于人生的低谷时,看到了人生的险阻,体验到了政敌的诡诈,领会到了仕途的坎坷,才会想着寻求一方隙地,把疲惫和劳累、辛酸和痛苦安放。表面上看寻找的是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份安逸和恬淡。

而身在罗网中的人,这种心境是极难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才凸现出卜居之难。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在人生面临最大的转折——死里逃生、被贬黄州时,这种想法便显得极为强烈。《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请广陵》,也说的是在黄州的事情:“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读这一则心理记述,让人备感酸楚。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则是“白日做梦”。

苏轼在这里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场景:他向朝廷请示,到广陵去,在那里与弟弟苏辙相聚一个多月后作短暂的别离。然后到南阳,从南阳到梓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四川家乡;这次出行,他将把家里所有的书籍都带上,潇洒地退休,在老家眉山种菜种果,在那里,等待着苏辙的归来;兄弟两人白首相伴,终老于乡。这只不过是苏轼的一厢情愿罢了,是的,他在想象,但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愿望难以达到,所以,在产生这个愿望的时候已经感到极为惆怅了。而我们也知道,由于朝廷命令,他还是被迫去了汝州,因为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幼子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初离开家乡的时候是抱着怎样的理想和志愿啊,是怎样的意气风发、胸怀大志啊,仿佛那个美好的世界就在远方静静地等待着自己,仿佛生活的道路就在脚下无限地拓展延伸,仿佛所有的荣誉和地位都会在一个令人心跳的日子里突然降临。但等到遭遇不测,生活的折磨将自己的心灵搅得破碎不堪的时候,才想起那个美好的故土,它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那么悠然,那么诚信,好像只要回到那里,就能找到漂泊中的安慰,孤苦中的依托,找到惨遭迫害时一方可以安静地舔舐伤口的栖地,一个躲避官场风浪的港湾。

在那里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放弃才学,放弃渴望,只求与兄弟“把酒话桑麻”“带月荷锄归”,可这又是多么奢侈的一种愿望啊。是谁说过呢?越是朴素的理想越难达到。

苏轼和佛印之间交往的故事很多,大多是后人附会的。而有一则却是真的事情,这件事还是与苏轼卜居有关。这则题目是《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山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江神也耶?”笔记中的浮玉老师,就是佛印和尚。他与苏轼很是相得,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谈佛论道,大是投合。想给苏轼买田,是佛印主动的想法。

元丰五年,佛印虽然在庐山归宗寺,但却住在金山。大概也是看到这里景色怡人,适合居住,于是兴起了这个念头。从苏轼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佛印在京口(镇江)已经有了田地,想着与苏轼为邻。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苏轼,看来苏轼很是高兴,也很向往,否则也不会念念不忘。

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游金山寺》,看到这里的美景,意兴盎然,当时就兴起了归隐于此的愿望。这里录的四句颇有意味:像京口这样的美好的景色,是不能轻易得到的,既然如此,那么按理说应该归居于此,可是却没有这样做,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连山神都觉得奇怪。“我”向江神道歉,不是“我”不归,是“我”情不得已,是“我”没有田地,如果有了田地,“我”还不归,那“我”就像江水那样无情无义了。最后一句,颇有点发誓的意思,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有田,“我”一定归隐。可现在,佛印和尚要给他买田了,他却不能归去,这不是自食其言、欺骗江神吗?

语句里虽然有调侃、自嘲的味道,但背后的情感却是酸苦的。为这个身体找到一个归宿谈何容易?当时的苏轼还是个被贬谪的罪犯,虽然远离朝廷,但还是被囚禁在细密的罗网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而他虽然遭遇了人生极大的转折,实现抱负的意愿还是没有彻底消除,还是想着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已经说不清的心理原因和外界原因,这个看似低浅的愿望又如何能实现呢?

苏轼传世的笔记中还有几则,比如《太行卜居》《范蜀公呼我卜邻》等都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对比来看,这些都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苏轼是非常渴望也非常迫切地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念头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不期而然就会出现;他有着许多的机会可以达到目的;想到能实现愿望他是极为高兴的,但想到不能达成则显得极为惆怅;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一个也没有实现……

元祐八年的这个梦苏轼记述得很清淡,但越是清淡,那种惆怅的意味却越是浓烈。

之后不久,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太皇太后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吕惠卿、章惇等人,排斥旧党,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苏轼看到这种情势,请求外调。第二年的六月,他便被贬谪到了惠州。到了绍圣四年(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更是被一叶扁舟于风浪中送到了儋州。——遭遇那次仅次于死刑的贬谪,他几乎绝望地预料到不能活着回来了。

但天可怜见,幸运的是,他还是于元符三年(1110年)遇赦而归了。就于第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8月24日)在常州去世。可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想着买个房屋哩。他瞅准的地方是阳羡,当时当地的士大夫都出于恐惧心理不敢与他来往,只有一个名叫邵民瞻的跟着他学习,苏轼也很欣赏他。邵民瞻曾经替苏轼买一套房子,谈好的价格是五百缗。苏轼拿出全部积蓄给了邵民瞻。

等到苏轼搬入新居后,有一天晚上又和邵民瞻散步,偶然到了一个村子里,忽然听到一个妇人悲哀的哭声。苏轼觉得很奇怪,和邵民瞻推门而入,看到一个老妇人仍然在那儿不管不顾地哭。苏轼就问她原因,她说:“我们家有一套房子,已经相传百年了。我的儿子不孝顺,把它卖给了别人。我今天搬到了这里,想到百年旧居,一旦诀别,非常痛心。于是就哭上了。”苏轼听了很是同情她,问她的房子在哪里,结果得知就是自己刚刚买到的。苏轼弯下腰,安慰了老妇人许久,然后拿来屋券,烧了,并且叫来老妇人的儿子,让他第二天带着母亲回到原居,而那笔钱,他一分也没有讨要。

一生想着购置一套房子、一块地安居的苏轼,在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回到了毗陵,就借了别人的一处地方暂住。然后等来了黑暗的降临。于是,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也最终成为一个梦,随着他的一声叹息像落叶一般飘向渺不可知的远方……

后记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样的词句:“我已飘零久,半生落拓,故人长别;淹留久矣,闲却湖山。一生旨意,破衲芒鞋,拄杖苍茫;岚烟晚照,依栏画图。隔月经年,杨叶扣窗,得无异乎?噫,扁舟已待,烟波无垠,几杵疏钟,数点渔火,俯仰之间,差堪自老。”今日再看,这样的理想简直是一个童话。这样的童话早就写在“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雨有谁争”“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的诗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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