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读后感-帕布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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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鲤

有一种说法是将南明史的截止定在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之乱结束的时候。对很多汉民族情结浓厚的朋友来说，这段历史实在让人提不起劲，一方面是令人痛恨的满族侵略者，另一方面是人人唾骂的汉族刽子手，双方的对打也不是什么为了大义，而是典型的争权夺利，是「狗咬狗」，一段让人无法共情的历史又如何能吸引人呢？

但如果将康熙对三藩之乱的平定视为南明史的结束，亦不无道理。

陆陇其在《论直隶兴除事宜书》里写道：「自康熙二十年后，海内始有起色。」康熙二十年，正是彻底剿灭吴军的年份，虽然还有海外台湾、北方沙俄与西北蒙古的虎视眈眈，但平定三藩对整个清代在海内的政策影响都是其他战争所不能比的。

这场战乱让清廷对汉人的政策由排斥转向了拉拢。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刚起兵时，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并对诸人说：「别故君当以故君之衣服见。」于是吴三桂率领大队人马到了昆明城郊的蓖子坡，说要拜谒故主。当时这里早已荒无人烟，然而康熙元年，此地却死了一个大人物，那便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明昭宗永历皇帝朱由榔。讽刺的是，当年在此处亲手绞死永历的，正是吴三桂本人。

饶是如此，吴三桂的行为依旧打动了很多人，在他的《反清檄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大家尽管知道是吴三桂绞死了永历，却依旧愿意响应反清，这不是对吴三桂的信任，而是对清廷的不满。直到乾隆年间，都有人能在河南夏邑查到这样一份「伪檄」，可见这篇檄文的影响，以及时人对清廷的态度。

然而，称帝心切的吴三桂却不能始终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没多久他便不再提「复明」，又没多久他便自称「周王」。这些举动不仅让各地揭竿而起的义军群龙无首，更将海外孤悬的明郑集团推至风口浪尖，那时三藩起兵时曾与郑经合约，但如今郑经已经发兵让清廷注意到这股不可小觑的实力同时，三藩却又不再打着「复明」的旗号，郑经只能让手下的刘国轩回信婉拒并退兵：「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

由此可见，三藩之乱，既不是复明，也不是想恢复中华，而是想坚持割据、分裂统一国家的叛乱。康熙十七年三月，走投无路的吴三桂称帝衡州，「由是天下解体」。

这件事给康熙上了一课。

虽然很多学者都喜欢引用三藩造反前康熙的那句「撤亦反，不撤亦反」，但当时三藩兵力还没部署好，清廷亦未然，康熙贸然觉得撤藩的话三藩不会反，因此在颁布撤藩旨意后，还认认真真做了布置三藩撤迁、安置的事宜，期待着三藩能够「振旅班师，休息士族，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士」，可以「君臣皆乐，永保无疆之休」，而未做任何军事防御。不料撤藩却给了三藩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真的听话叫出土地和兵权呢，还是赌一把？最终，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都选择了后者。

经过了九年时间，康熙长大了。

康熙意识到，国内依旧有许多满汉矛盾，这次三藩之乱也让他见识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那立刻便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没有广大汉人的支持，清王朝的统治定难持久。于是刚从危机局面中挣脱出来后，他开始慢慢着手改变对汉政策。

康熙十七年，康熙下令开「博学宏词科」；康熙十八年，诏谕《明史》开馆。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等海内鸿儒均在被举的人里。尽管这三位都拒绝出仕，但他们的反应却已大有可玩味之处了。

黄宗羲虽屡次拒绝清廷召唤修《明史》，却不拒绝清廷取走并抄录他的有关明史著述，并将父亲黄尊素的《大事记》和《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给明史馆参考，此外他还特地送自己的弟子万斯同去参与修史。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其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

顾炎武的徒弟潘耒入仕清廷，仍旧「师门之情甚笃」；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高中清廷进士，顾炎武在给徐元文的信里有「庙堂之上」字样。

这一切都和康熙二十年以来的政策脱不了关系。康熙不仅巧立各种名目表明自己尊重汉族士大夫，还多次拜谒明孝陵、建明代忠烈祠以拉拢民心。

除了汉人士子外，康熙朝还废除了很多针对汉人百姓的政策，比如永久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实行钱丁地粮蠲免，缓解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生产，一改顺治年间连年战乱、康熙初年三藩自制货币扰乱经济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从偶然性来说，三藩之乱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人对权力的渴望造成的；但从根本原因看，三藩之乱是满清对汉人的高压政策引起的反弹，如果没有这些高压政策，那么三藩便没有任何借口反叛，当然他们当年也不可能因为战功卓著而被封在南方边疆镇守了。

康熙比多尔衮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康熙认识到了根本原因，并在三藩之乱平定后着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缓和了满汉矛盾；而多尔衮却始终坚持剃发、圈地、屠杀，最终矛盾激化，整个顺治朝都在和南明发生战争，使得民不聊生、人心思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