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君臣——《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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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鸿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声名远播，其影响已经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剖析而独树一帜，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可比肩于陈寅恪先生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朝两百多年间，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世界历史风云变幻，欧洲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方兴未艾，新的贸易强国崛起，传统的海洋霸主衰落，以“无敌舰队”的失败为标志，世界进入商业时代。
明朝两百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迈上了巅峰，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皇帝一人乾纲独断。大明经过洪武开国、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100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到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祖孙三代统治的100年，历史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令人扼腕的是，正是这关键的一百年间，中国失去了一次次走进新时代的机会，黄仁宇先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大明以农业立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从根本上抑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大明重文轻武，文官指挥武官，指挥系统分散，整体军事实力较弱，新的军事思想没有产生，新型的火器难以大量使用。这些都只属于技术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大明君臣之间复杂斗争关系。
明朝没有宰相，因为建国初期，洪武皇帝与宰相们的冲突不断，导致宰相一职被废除。一切大小事务系由皇帝裁夺，一日三朝，风雨无阻，其艰辛可想而知，作为开国之君以及“靖难”得国的永乐皇帝，自然不是问题，但是一些生于深宫，长在大内的皇帝则深以为苦，因此，“一日三朝”的祖制也时有变通，甚至更年不朝，“内阁”制就应运而生了。明朝之“内阁”更类似于一个“秘书处”式的办事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职仅是五、六品官员，官阶很低，但是因为其往往都兼任着六部尚书，经筵讲事，帝师等职，就显得位高权重了。凡事上奏先由内阁“票拟”一个意见，然后由皇帝“批红”，后来，皇帝们更是将自己从“批红”的事务中也解脱了出来，抛弃“内官不得干政”的祖训，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专事“朱批”，经过不断发展，使其与内阁成为权力的两极，在不同的时期，此消彼长。
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的是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管理的方法依靠文牍，所以翰林院大学士们即使没有任何地方治理经验，仅仅凭借着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参政的条件，凭借着学术上深厚的造诣就成为了大政治家。总而言之，道德在明帝国是至高无上的准则，指导着行政，甚至代替行政。
经过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文官制度已经成熟，文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传统的儒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熹“理学”、阳明“心学”时代，文官士族集团坚守着“四书”，维护着“三纲五常”，“孝悌忠义”，以此为最高的伦理规范，约束大众，也约束皇帝。
建国初期的那种，以皇帝的一言一行被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年轻的新皇帝们大多是在臣下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文官们为新皇帝安排了职责范围。皇帝的个人感情受到抑制。皇帝被要求寓至善于无形，保持感情和个性上的真空，经常通过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强化天命所归。
这种情形之下，皇位更像是一种社会制度，皇帝被无限的约束着，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认为逾越道德。但是具体的每一个皇帝又都是有血有肉，有个性嗜好的人。 这就必然导致大明君臣之间的冲突，有时候还很激烈，这种冲突始终伴随着明朝的中后期，其中的三位皇帝以其简然不同的表现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第一位是明孝宗，弘治皇帝少年坎坷，其性格谦抑温和，在位18年，从诫如流、言路大开，兴利除弊，励精图治，政绩斐然，与臣下的关系被后世奉为典范，被称为有道明君，一个“孝”字说明一切。（黄仁宇先生认为其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任由文官们摆布，未免有失偏颇）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弘治皇帝在大明关键的时刻，在一帮文官的帮助之下，创造了一个“中兴”之世。
第二位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是个另类，极度追求个性的发展，具有超人的胆识，充分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不愿意屈服于传统，我行我素，毫不在意文官们的批评。登基不久就搬出紫禁城，别居“豹房”，不理文官们的清规峻律，整日被宦官、倡优、喇嘛所包围，热衷于游猎嬉闹。
还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亲自在皇城练兵。1517年，鞑靼小王子犯边，正德皇帝不顾文官们的极力阻挠，御驾亲征，“得胜回朝”，并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太师，可谓奇观。其一生三次亲临西北边疆，两次南巡，终于在最后一次的南巡中不慎落水进而身死，结束了折腾的16年。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显得格格不入，也许他是想以这种放纵的方式挣脱这牢固的文官制度，蔑视一切所谓的伦理道德。抑或只是一个命运错误的安排。一个“武”字对其一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概括。
正德皇帝的肆无忌惮更加坚定了文官们将皇帝纳入其崇奉的规范之中的决心，之后的皇帝教育受到更加的重视和规范，防止武官和宦官对其产生不良影响。从小就由翰林学士们亲授，保证使其成长为文官们要求的“明君”。
第三位是明神宗，万历皇帝10岁即位，在张居正辅政的十年间，君臣之间配合密切，张居正亦师亦臣，助推明朝走向了又一个顶点。但是张居正时候，万历与臣下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无谓的消耗了君臣的精力，万历皇帝既没有弘治皇帝的良好的修养，也没有正德皇帝坚强的个性，因此他意志消沉，选择了第三条路，政治“罢工”，“无为”而治。身为天子的万历置皇帝职责于不顾，懒惰之名大著。他免去了很多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创造了20多年不上朝的历史。其只好用一些无聊的方法来消磨时光，与宦官们掷银为戏。
在万历皇帝冷眼旁观下，臣下之间冲突开始爆发，朝堂乌烟瘴气。一群年轻的官员们以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重整朝纲，“东林书院”成为一个议论朝政的地方，“东林党人”就应运而生，以拯救明朝为己任，但是当东林党人自称君子而谴责其他人为小人时，对方同样可以如此，双方都高举着儒教理学的大旗相互挞伐。一发而不可收拾，明帝国的颓势终于不可扭转。
大明君臣就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努力的维护着，此消彼长，如果假以时日，那么当时机成熟时，皇帝自觉的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做贡献，通过体现在各种礼仪之中的抽象的权威来展示天命的力量。大明之“内阁”也许会成为现代之内阁。但是在16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君臣只能挣扎在斗争与妥协之中，明帝国终于在建州酋长的打击下，一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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