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作品：人世间（附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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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史飞翔

1

父亲是个农民。他原本可以上大学，因为“文革”错过了。身为农民的父亲，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会计，换过粮，烧过白灰，甚至还开过几天车。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会打扑克、麻将，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父亲勤俭，一生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去过几个大城市。父亲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就是先后办过两个砖厂。正是这两个砖厂养活了我们兄妹四人以及我们这个六口之家。

说到父亲，有好些事，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次是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回，正值农忙时节。父亲和母亲在地里收割麦子。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在家玩。年少的弟弟将一根燃着的火柴弹到了我的身上。刚买不久的茄克衫顷刻间烧了一个小洞。当时我和弟弟并没有太在意。不料，父亲回家后，竟会因此而将我狠打一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父亲将我拎起，用小凳子狠打屁股的情形。直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再看到那件烧了一个小洞的茄克衫。还有一次，是我初三毕业的时候。因为偏科，我没能考上高中。父亲气愤地让我跪在地上，又是打，又是骂，当着我的面烧毁了我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获奖证书和来往信件。最可怕的是他一怒之下，竟然用筷子差点戳瞎了我的眼睛……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给我留下了一辈子再也忘不掉伤痛的父亲。

我对父亲认知的改变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有一年暑假，我高中时的女友突然从县城来看我。此前，我母亲曾见过她，并多次向父亲提及过。女友家境优渥，她父亲是个局长。那天下午，我去车站送女友，正好碰见外出归来的父亲。他戴着草帽，夹着提包，一身疲惫。父亲一看见站在我身旁穿着长裙的女孩便知道那是我女友。于是不待我上前开口，他便扭头从一旁的小路迅速走开。那一刻，我的心突然一沉，父亲！万般羞辱与内疚刹那间涌上心头，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先前我曾读过作家梁晓声写他父亲的文章。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父子之间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的积怨。现在我懂了。其实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尽管父亲打过我、骂过我、伤害过我，尽管父亲一生窝窝囊囊、毫无建树，尽管父亲有时也会表现出农民的狭隘与自私，可那毕竟是我的父亲。只有父亲才会骂我、打我、伤害我。

说真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像我父亲一样的，普天下的那些千百万农民，他们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父亲一样，一生没去过多少地方，没见过多少世面，没做出过多少成绩。他们在煎熬着、挣扎着，直不起腰地生存着。他们正和这个日益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拉大着距离。由于这些人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因而常被人忽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小人物在建设着城市，在坚守着大地，在推动着我们这个社会前进。

我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我父亲。但是，我确实很想感谢我父亲。我知道，要不是我父亲当年每年花一万多元钱来供我上大学，我肯定也与我的好些同龄人一样，在老家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娶妻生子，以至终老。“要知父母恩，怀里抱儿孙”。今天，等我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的时候，我便能体会出作为一个父亲的那份良苦与用心。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尽管有点粗暴，有点不近情理，但他的用心是好的，他是恨铁不成钢。只要一想想我现在是多么地爱我的女儿，我就能明白当初父亲也是深爱我的。只是他的爱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有时候，伤害也是一种爱。

2

母亲命苦。9岁离娘，12岁辍学回家，织布、纺线、洗衣、做饭，小小年纪便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母亲7岁就与父亲订下“娃娃亲”，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两个人一辈子吵吵闹闹、碰碰磕磕，压根谈不上什么幸福。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大。小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家中里里外外便靠母亲一人打理。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不管自己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兄妹四个出人头地。我小的时候，特别笨。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老是做不对。有一回，母亲一气之下打中了我的鼻子，血流如注。我哭，母亲哭。

我是19岁那年离开乡下老家，开始在县城读高中。从那个时候起，我便一步步地离开了故乡，也远离了母亲。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便很少回家了。后来我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娶了媳妇忘了娘”。起初母亲并无抱怨，但是随着我们兄妹几人一个个地外出工作、成家立业，母亲内心便开始感到独寂。于是她常给我打电话。有时是一大早，有时是深夜。每次打电话，总是反复叮嘱我，说什么要心胸开阔，与人为善。要爱惜身体、注意安全，名利看淡。人常说：“父母的心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有一次，我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店吃饭，母亲忽然打来电话。我问母亲有啥事。母亲停顿了好大一会，说没啥事，娘想我娃哩。听到这话，我一下就流泪了。

母亲五十岁以后，开始信佛。平日里她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但凡遇到和尚道士上门化缘，她总是慷慨施舍。有几次我实在看不下去，对她说：“妈。你这样不对。你那不是信佛，是迷信。”母亲非但不听，而且还数说我：“不要胡说。离地三尺有神灵。咋能没有佛？舍钱那是积修呢！”我无法说服母亲，便只好任由她去。人到晚年，精神总要有个寄托。信总比不信好。

曾几何时，我一直觉得母亲就跟太阳一样，会永远照耀着我，呵护着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失去母亲。从来没有！我哪里知道，人其实都是向死而生的。许多我们以为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其实它一直就隐藏在你身边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哪天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就会突然窜出，一把掠起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然后呼啸着，扬长而去。

某年春天，我在终南山里讲课，忽然接到母亲从乡下打来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说，她为自己和父亲做好了寿衣，想照几张照片，希望我带上相机回家一趟。我一听大吃一惊，赶忙说：“妈，你弄啥呢。你跟我爸五十岁刚过，都还年轻哩。这么早弄那东西干啥？”母亲说：“不早了。村子里和我们一样大的人都做了。再说，这人也说不准，万一哪天‘噌’地一下子，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挂断电话，一丝不安掠过我的心头。

此后，母亲果然便身体不好，断断续续地吃药打针。期间，我曾回去过一两次，但是母亲并未提起照相一事。我想，她大约是不希望我为她担心。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就在我以为母亲没事的时候，妹妹却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住院了，就在她们医院。妹妹是一位护士，她所在的医院是我们那个市最好的一家医院。我问妹妹：“咱妈到底咋了，得的是啥病？”妹妹说：“妇科病。”我说：“妇科病咋还住院呢？”她说：“咱妈绝经好几年了，最近突然下身出血，医生怀疑是宫颈癌。”啥？宫颈癌！晴天霹雳！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泪水夺眶而出。

得知母亲可能身患宫颈癌，并可能因此而离开我们的时候，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珍贵。那天夜里，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我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老天保佑，母亲后来被确定并未得宫颈癌。一场虚惊化险为夷。但是这场虚惊却让我提前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母亲终究是要离开我的，只是时间的迟与早而已。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每个人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就像一粒尘埃被风吹走。我想象不出没有了母亲，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上失去母亲，他都将成为精神上的孤儿。而一个人不管他年龄有多大，只要他还有母亲，这个人他就是幸福的。

3

故事要从我外婆说起。据我母亲讲，我外婆是四川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土改”的时候，男人被“镇压”，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牵着一个小孩子，一路乞讨，逃难到陕西。后经好心人介绍和我外公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外婆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我手头有一张我外婆年轻时的照片，那是她唯一留下来的一张照片，就这还是我从她和别人的合影中裁剪、翻拍的。照片上的外婆留着两条长辫子，高鼻深目，端庄贤淑，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绝对的美女。很多年后，我曾对我女儿说：“咱们史家世代农民，别说三代，就是往上再推五代也是穷得叮当响的穷人。今天你和我之所以还有一点读书的基因，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外婆，也就是你的曾外祖母。”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讲究。这是我从我外婆身上得出的结论。据我母亲回忆，我外婆颇有大家闺秀之风，穿衣吃饭都很讲究。身上穿的虽然是土布衣裳，但任何时候都是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头没梳光绝不出门。当时陕西人穷，面条都没得吃，我外婆却坚持吃米饭。吃米饭就得配炒菜，哪得多讲究，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起的。不仅如此，外婆还通晓诗书，红楼，三国，诗词曲赋，信手拈来。闲暇时外婆常将母亲抱至膝头，先往母亲嘴里塞一颗水果糖，然后再教她读书认字。一边是甜滋滋的水果糖，一边是精神上的甘霖雨露。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外婆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不幸得了“痨病”，缠绵病榻，最终咯血而死。我小时候不知道啥是“痨病”，以为是很要命的大病，后来才知道“痨病”就是今天的肺结核，震惊之余我愈加悲伤。一位医生朋友真诚地告诉我，要是你外婆当时能打上青霉素，没准就不会死。肺结核在今天压根就算不上什么大病，用点抗生素就能治好，但在那个年月却是绝症。

外婆去世时留下遗言，叮嘱外公无论如何要让母亲坚持上学。外公当时答应了，但很快就食言。当时是生产队，挣工分，家里只有外公和舅舅两个劳力，入不敷出。两个大男人忙碌一天，回到家里还要自己做饭，母亲看不下去，就主动辍学在家了。外婆去世的时候，母亲还不到9岁，连头都不会梳，家里的两个男人更不会。结果母亲就成了没人管的“疯女子”，头上经常长满叽子和虱。村里好心的老太太实在看不下去，才帮母亲梳一次头。

从小离娘，是母亲这辈子最大的伤痛。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提前结束了母亲的童年生活。严峻的现实使得母亲在很短时期内就变得成熟起来，早早地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母亲刚开始做饭的时候，个头连锅台都够不着，脚下要踩一个木凳子。至于头发被火燎，手指被烫伤，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母亲虽然只念了三年小学，但她后来上夜校，坚持自学。如今，母亲不但能看书写字，还能识谱弹琴，唱歌朗诵，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成为老年大学的骨干。母亲一生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积极上进，坚强隐忍，很好地继承了我外婆的血统。更重要的是母亲以她的言传身教，将外婆身上那种“文化的基因”流传给了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

4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按说我外公已经不用再上战场了。因为此前解放战争期间他出生入死，多次荣立战功，已经复员了。但是就像电影《长津湖》里的“伍万里”一样，外公不顾部队和家人劝阻，坚持要去前线，保家卫国。他后来跟我讲，和他一起去朝鲜的战友，几乎都阵亡了。他自己也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受了重伤，一只耳朵也聋了。此后，外公一直饱受战争带给他的摧残和伤痛，以至于整个人的精神都变得不太稳定。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得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可那个时候人们哪知道这，人们叫他“疯子”。

外公用生命换来的是军人的荣誉以及每月为数不多的一点伤残补助津贴。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外公屋子里悬挂着的那些奖章、奖状以及一张装在镜框里的毛主席像，下面印着一行红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可是外公用生命换来的。外公直到晚年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操守和作风，遇见不公，总是怒不可遏，大声疾呼，因而落下一个“二疯子“的绰号。

外公“抗美援朝”归来后，已经是三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后经村里好心人介绍，与远从四川逃难而来的外婆组成家庭。我是我外公的头一个孙子。因此，他格外地疼爱我。常隔三岔五地跑来看我，自行车前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满各种吃货。每次母亲都数落他，嫌那网兜脏。外公则一声不吭，只是憨憨地笑，口中木讷着：“我心慌。就想看看娃。”外公三天不见我，必来我家。骑着一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前挂着一个油腻腻的尼龙网兜，里面装满了麻花、油糕、花生、糖果等各种吃货。那时只要放假，外公总是将我带至身边一起生活，同吃同睡，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外公当时有民政部门按月发放的生活补贴，他自己舍不得用，都花在了我身上。那时他经常带我看秦腔戏，吃羊肉泡。有年暑假，我们一起去邻村看戏。看到一半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外公将我背在脊背上，踏着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夜中摸索前行。为了不让我淋雨，他把唯一的一顶草帽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自己则淋着雨。等到后半夜回到家，我呼呼大睡，外公却发起高烧，一病不起。

外公活着的时候，没享过一天的福。他常说自己是受苦的命。他常对我讲起民国十八年年馑，讲起吃大户，吃食堂，讲起修羊毛湾水库。外公是一个小人物，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一辈子是如此平凡，如此琐碎，如此的悲，如此的苦。

外公生前常说三句话：“人皮子难背”，“钱难挣屎难吃”，“人生就是逛皇会”。今天，我读了一堆一堆的书，学了一套一套的理论，但没有一个能像我外公的三句话那样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人生。一句“人皮子难背”，多么简单，多么素朴，但却道尽了无数心酸。人到世上来一趟，就是“挣命”来了，是人就得坚强，是人就得倔犟，是人就要争那一口气，是人就要疯一场。“钱难挣屎难吃”，那就更直白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谁能离开钱呢？外公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生就是逛黄会”，多么形象的比喻。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生苦短，世事无常。世人因为名利，熙熙攘攘，东奔西忙，到头来却换得土一抷，泪两行。

外公去世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也就六十出头。当时“改革开放”刚在农村兴起，日子正一点点好起来。外公去世的时候我还小，不大懂事。只记得那天我正在学校里念书。父亲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说：“你外爷殁了。”等我见到外公时，他已是躺在一张支起的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张麻纸。母亲在一旁说：“瓜娃，快哭呀。”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且心中没有一丝悲哀，只是呆头呆脑，傻愣愣地站着。紧接着我就跑出来，在街上玩耍起来。我听见村人说“哎，老二死了！疯疯癫癫一辈子，一口气张得。”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死。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无知。后来，等到乐人们吹吹打打，村人们一掀土一掀土地将外公入土埋葬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无法接受外公去世的这个事实。我总觉得外公没有死，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总有一天他还会回来，骑着他那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前的网兜里装满了麻花、油糕、花生、糖果……

创作谈

从文学到文学

史飞翔

我是1994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的，如果再加上此前的作文习作阶段，我的写作之路已整整30年。30年来我先后出版了17本著作（不包括我主编和参编的），总字数超过300万字。这17本书有散文集，有文学评论集，也有研究专著。回顾我的写作之路，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文学到文学”。具体讲就是从文学到学问，从学问再回归文学。

记得刚出道那会，我走得也是纯文学的路子，写的是清一色的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的第2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那段时间我甚是苦闷。所有的艺术家，天生都是焦虑型人物。我尤其如此。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集《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他是“小说写不动了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写评论，评论写不动了做学问，学问做不动了作演讲”，“步步为退”。不仅如此，他还说，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韩先生这句话像闪电划过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击中。让我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拢，而不仅仅是当一名纯粹的散文作家。

在那之后，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类书籍。思想史、学术史、传统文化、历史古籍、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学人随笔等都在我的涉猎范围内。我疯狂地读书。仅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大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一铁皮柜子。如今终于是书满为患，叫苦不迭。

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明显地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散文写作阶段，时间是1994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出版了《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读书与冥想》等散文集。

第二阶段是文化散文写作及人物研究阶段，时间是2008年到2012年。这一时期我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写作以及历史人物研究，先后出版了《学问与生命》《学问与气象》《历史的面孔》《有一种沉默叫惊醒》等文化散文集。

第三阶段是文化研究阶段，时间是从2012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我主要从事以秦岭终南山为载体的终南文化、陕西地域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读，先后出版了《终南隐士》《终南守望》《关学与陕西书院》《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陕西人文旅游》等专著。另外，这一阶段我还尝试将文化散文写作和文史研究结合起来，围绕“五四”学人、文学与心理学、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等几个专题，深入挖掘、潜心研读，先后出版了《追影：真名士自风流》《民国大先生》《陕西作家研究》等书籍。其中《终南隐士》一书系“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终南山隐士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终南守望》一书入选“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并被翻译成英文。《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民国大先生》一书参展“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流通海内外，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陕西作家研究》一书被中国全民阅读联盟誉为是一本带你读懂“文学陕军”的书。

第四阶段是2020年至今。最近一两年，我的兴趣又回到了文学。我集中阅读了中国现当代的一大批文学代表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作协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7卷20册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这套丛书让我对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一个总体上的了解和判断。我在阅读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作品的时候，不断激发我的表达和创作欲望，以至于我时不时地涌起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事实上我已经尝试创作了4个短篇）。最近一个时期我阅读了中国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作家的成名作以及创作谈，感觉自己一下子好像忽然“开窍”了，终于知道该怎样写作了。量变引起质变。写了整整30年，直到最近才似乎明白了文学是咋回事?虽然我至今还没能写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但通过阅读、练习以及我有幸遇到的文学上的几个“贵人”的耳提面命，我至少知道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前我的写作之路是“从文学到学问”，现在我又开始从“学问到文学”。这绝不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鲁迅），相反它是一种“精神的剥离”（陈忠实）和“文学的自觉”（残雪），是一种痛苦的“成长”和“回归”，是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的提升，是禅学所讲的一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人生大境界。

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有两点体会可以和大家分享：首先，要在理念层面思考那些影响和制约我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而写作、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等。有时候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其次，要思考作家的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走什么样的写作路子，是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人格修养等诸多因素休戚相关，是“性分所至”。但不管怎样，作家最终都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都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人，少年时比才气，中年时比学问，老年时比人格。文学艺术拼到最后，拼得都是人格，文道即人道。文学是一辈子的事，要耐得住寂寞，要慢慢修，慢慢熬。喧哗与炒作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终将是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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