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突破写作的迷茫与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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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突破写作的迷茫与困境的
史飞翔

大约是在出版了三四本书以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写小说的问题。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作家，包括很多很好的朋友都去写小说了。写长篇也罢、写中篇也罢，事实上其中很多人都是名利双收，社会效应、经济收益都很好。所以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写小说？

为此，我当时向文坛上的很多老师，包括评论界的前辈，像陈忠实、李星、常智奇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很庆幸的是，有一些老先生告诉我一个观点，你还是把你的散文好好的写，一直把这个散文写到，让大家一提起陕西的散文就会想到有这样一个叫做史飞翔的人，就可以了。就像打个比方，如同烧开水一样，你必须先把这锅水烧滚，而不是说像有的人打井一样，这儿挖两下，那儿挖两下，这样的话，你永远都干不成事情。仔细想想，人一辈子能干成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左走，我也就奔着小说去了，向右走，那我就继续从事我的散文创作。就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尽管有很多前辈、很多搞理论的评论家给过我很多建议，但是当时我依然还是很困惑的。毕竟这个问题牵涉到的是我的一个人生定位，所以坦率的说，我当时也很迷茫、也很困惑、也很焦虑。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读到山西的一位老作家，叫韩石山，他有一篇演讲，题目叫《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他这篇演讲稿的文本，老先生在演讲中说，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来修志”。

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激情，有很多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文学的创作，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但是等慢慢的你踏入社会以后，很难再像你年轻时的血气方刚，有那么多的情感需要去抒发，在这种状态下，你人生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治学。而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应该去关心乡邦文献、乡土文化等等。我们古人有句话“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就是说人到了晚年，他会不由自主的有一种终极的关怀，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心境下，他可能适应去修志、去写史，整理相关文献等等。我记得老先生为了说明这句话“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来修志”，他说他的一生就是先是写小说，小说写不动了，我就写散文，散文写不动了我就搞演讲，步步为退。我当时看到这个演讲稿非常震惊，就像暗夜里一声电闪雷鸣，使长期困扰的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歌德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我在看《歌德谈话录》里面，歌德当时谈到一个观点，他说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为什么难写？他说，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很多东西都可以虚构，但是有两点特别难以把握，第一、长篇小说的结构很难处理，第二、长篇小说的细节没有办法去虚构。

我们说连歌德这样的世界文学大师，他尚且对长篇小说抱以敬畏之心，何况是我们这些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呢？所以我一直有这个观点，作家要警惕一窝蜂的去写长篇。如果一味的追求长篇的的话，它会造成几个结果。比方说对一个作家才华的极大浪费。因为长篇小说姑且不说他写的好不好，至少它对人的体力是极大的消耗。

比方说写一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前两天才见到一个作家，他说他每写一本书都大病一场。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的贾平凹老师，他也是这样，他说他是文坛上著名的病人。他事实上就是因为写长篇，每写一部长篇几乎都要病倒一次。

世界上有那么多著名的文学大师，像欧·亨利等等，人家也许就一个短篇、一篇散文足以扬名百世，没有说是一窝蜂的去写长篇。我们的历史积淀很深厚，我们的文化传统很深厚，我们文人的情节也很深，但是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大家都幻想着通过一本书来立身扬名。这个情况在五六十年代，包括丁玲他们那个时代，就叫“一本书主义”。就通过一本书，想一夜成名，想一下子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容易造成文学生态样式上的失衡。

没有人说写长篇小说的就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写那个很灵巧的小散文的就一定成不了器。没有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历史上很多传下来的很多都是小的东西——诗、词、歌、赋等等，它们都是很小巧的。包括我看到的外省很多像我们这一茬年轻的作家，我们北方人喜欢写厚重的、坚实的、很沉重的、甚至是很惨烈的，用我们的话叫“英雄史诗”一般的东西。但是人家南方的人，写的小散文，很轻灵，写美食，写游记，那种举重若轻，我觉的一样也很好，也很精彩。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是要不要写长篇的问题，而是创作道路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当时看到韩石山先生的这句话之后，我就明白了，我的创作道路不是要不要写小说的问题，而是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难道我就一直把这种散文写下去吗，这种传统的散文一本接一本的出下去吗？当时我就产生了这种疑问，我就在思考，作为一个作家，本身就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像我们陕西的作家，大多是生活型的作家。跟其他外省相比的话，我们陕西作家有这么几大特点：比方说他们的生活积淀比较深厚，叫生活型作家。但问题是这样的东西总有用完的时候，你不能老写这样的东西，你的可持续发展在哪里？所以后来受韩石山先生的影响——“中年治学”，由那个时候，我就告诫自己，我应该由“文学”向“学问”这个路子转化。

以后是否会动笔写小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我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或者要求是，我在45岁以前绝不轻易动笔写小说。但是45岁以后是不是一定会写，我还不敢说。事实上我一直在构思，如果说我要写的话，那么我就要调动起我人生所有的经历，写一本小说就行了。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位英国的作家——毛姆，毛姆写过一本书——《人生的枷锁》，这本书写的非常好，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本的自传，是作家自传色彩很浓的一本小说。毛姆的这本小说讲了一个天生跛足的的小男孩，一直到他六十岁风烛残年，一生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我当时看了，几次流下滚滚热泪。

所以受这本书的影响，我如果要写小说的话，我就要写一本像毛姆《人生的枷锁》一样的小说，也就是说，我这本小说不是一定要追求那种史诗般的、宏大的叙事，不，我只抓住一个问题，就是抓住“人性”。把人放在一个最日常的生活状态下，去还原人，去写人性。

我经常说，“时有古今，地分南北”，但是人类普遍的感情是相通的，无论古今中外，人类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时是一样的。而小说应该反映的就是这种东西，比方说人类面临的困境、人类的局限、爱等等，这些共同的东西，文学最应该核心关注的是在人性上深挖掘。我想，如果我要写长篇的话，我一定要调动起我整个人生的经历，去写一本反映人性的作品。你只有把自己所有的人生阅历、丰富的矿藏调动起来，然后在把它艺术的传递出来、表达出来。

（本文系陕广新闻大型系列广播专题“青春陕军”之《史飞翔的文学三味》部分录音)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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