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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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叶德辉其人虽说品行有瑕，但学问却是没得说。他曾自负地对人说道：“清末有四个人都讲《公羊》，王湘绮（闿运）、廖季平（平）、康南海（有为），还有一个是我。其实他们讲的都是‘母羊’，只有我这一头才是货真价实的‘公羊’。”

晚清巨儒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人，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务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马相伯先生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中国经学真正害死人，完全是空虚的形式，它有两个毛病：一是冬烘头脑，二是欺饰心理。二人所说如出一辙。”

黄炎培49岁读《道德经》得一结语：“为而不争。”后读《金刚经》又得一结语：“如石不动。”施蛰存在谈到长寿之道时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陈旭麓24岁时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后来，他多次说这篇论文“题目很大，写作时自己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但事后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王云五80岁时谈治学之道：“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众峰绕。在学问的高峰中，学法律的不能不懂经济，学政治的也要懂外文。”有人说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对此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宗白华在校读书时爱读西方哲学史，他常说：“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原北师大校长张宗良在一次学术界聚会中说：“我认为‘博士’应该称为‘狭士’。因为博士只精通某一部分知识，所以应该称为狭士。”又说：“我最反对国内各界一见学成回国的博士就奉为万事通的专家。”姚名达改名后，因新名下无著作，校长聘他为讲师并请他用原名。姚不肯，说：“我原来那些著作太潦草，所以改名，今后想写些有真正价值的；如果不批准为教授，那当讲师也没有关系，研究学问何在乎教授、讲师之名呢！”

王世杰一度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对国民政府宣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王后来很看重自己对武大的拓荒之功，生前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武汉大学校长衔。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以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赵缭在上海编《数学词典》，交群益书局出版，老板给了他一笔钱。他拿这笔钱为儿女买玩具，说：“人世间的事，原是玩玩而已，玩来的尽可玩去。”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熊十力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晏阳初经常对人说：“3C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说来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1967年，叶笃仪去看潘光旦。潘说：“我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原则——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叶说：“那就继续投降，继续屈服，从而继续活命。”潘说：“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 是Seccumb（灭亡）。”

周予同读书甚多，但他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始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说：“我以这部书为机枢，而把握住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形态。”商承祚治学严谨，数十年按自定原则进行研究：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特别是通转旁转之类，引用二手材料比查对原文，以免失实及断章取义。所以每有文物资料出土，商发表的研究文章往往在最后。他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洪业曾将自己一生的行事原则归纳为“三有”和“三不”，即有为、有守、有趣和不做官、不做牧师、不做校长。张申府认为读书应当得法，不妨多读同类书；虽然同类书讲的是同一的东西，而讲法不同，互相参照，其义乃显，不至于偏一家之言。罗尔纲说，大道以多岐亡途，学者以多方丧生。他这个人，兴趣太广泛，所以一生很少建树。吕叔湘认为，读书人应读三类书，少一类便不能称之为读书人。这三类书为：（1）有关自己专业的书；（2）与专业有关的其他门类的书；（3）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

白寿彝提倡书评，也就是提倡学术界的争鸣和讨论。他说：“我国缺少评论，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许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的繁荣的。”他接着说：“国外有些杂志，书评所占篇幅达1/3以上，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借鉴。”白寿彝在一次读书会上说：“我们历史界有个习惯，不太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汲取今人的成果，思想很狭隘，水平提不高。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好书，漠然视之是不对的。”

程千帆自称“最大的野心便是当教授”。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写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当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人，则有读《死魂灵》之乐。”程千帆针砭时弊：“国家规定，研究生要通过六级英语考试，而中文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则听之任之。现代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成为传统优秀文化消亡的过程。一方面，实施提倡京剧以弘扬保存古典艺术之手段，另一方面，却是‘三无世界’（无社会科学院院士，无社会科学科委，无社会科学科协。且闻自科学院与社科院分家，北京科学会堂即不许社会科学家入内活动）。诸如此类，实所不解。”又说：“大（锅饭）、低（效率）、铁（饭碗）不但使人变懒，变得无责任感、无能力，而且使大多数中国人素质下降，现在改革开放中，又有人利用商业广告一味提倡豪华、高贵、舒适。电视上的广告画面多数以上都是美女图像、我这个即届八十的老人，真不知道中华民族向何方前进。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言之伤痛！”

顾颉刚与政客式的学者不两立。他自认“不会用了势力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并说：“不靠实学而靠活动和其他关系得来的有名学者，也会像司马迁说的‘当时则荣，殁则己焉’。”1925年，顾颉刚在笔记《泣吁循轨室笔记》序中写道：“余自知治学，即欲按计划读书……刊物既频见余名，社会对余之要求遂日切，而余乃无日不在茶酒宴会之中。此非玉成余，实毁裂余也。因自标居室为‘泣吁循轨’，谓己之生活太无轨道，泣而吁之循，唯以自警。”1927年2月24日，顾颉刚在厦门青年会以“怎样读书”为题演讲。他说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可有成见，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二是应多求常识，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事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顾颉刚赠语学生史念海：“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史念海视为座右铭，并以此勉励后辈。一次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穆说：“你不适合在中学教书，应该到大学教历史。”遂推荐他到燕京大学。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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