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诗亦官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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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诗亦官的白居易

作者：庾日升

落笔这个题目，是我读完《历代文豪传》白居易一章后，思考出的一个命题。说他是诗人，无人不知，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唐代诗人中流传下来的诗最多近3000首，与李白、杜甫齐名，与元稹并称为“元白”，与刘禹锡并称为“刘白”，其诗歌创作理论颇有建树，是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说他是官员，可能鲜为人知，然他是一生为官，上达朝廷、下至地方，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从政之道积极为民，富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两相比较，其诗歌的成就自然远远大于从政，所以说他亦诗亦官。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别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在河南新郑。他生长在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良好的家教，加上他天资聪颖、少时努力，十五六岁时就写了不少好诗，活跃文坛。年少时很发奋，自语“昼课赋，夜可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致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茧。”看看当下，有几人能比？16岁时为谋求发展，带着自己的诗，千里迢迢到长安拜见当时名流顾况，顾况见他是个毛头小子，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可当看到他写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佳句时，立马刮目相看，认为他是个英才，只可惜没有下文。

“天生我材必有用”。29岁的白居易风华正茂，在长安考中进士，一举登第，可谓年轻有为、春风得意。32岁时，被朝廷授秘书省校书郎，与他一起同授的还有元稹，后来两人成为挚友，白居易曾说“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足见两人的机缘和默契，世称“元白”名至实归。因为他胸怀济世救民之抱负，不肯安心于校书郎的差事，就与元稹一起埋头研究世事，准备参加制举（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举行的非常规考试），他曾提出，当政者应以“天下之心为心”、“百姓之欲为欲”，今天看来，仍有意义，就是民本思想。“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两人双双考中，白居易第四等，元稹第三等，分别出任了周至县尉和左拾遗。县尉是个小官，对上逢迎，对下欺压，白居易是不甘心的，一边应职蓄势待发，一边用诗歌关注现实。期间，他根据民间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创作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讲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该诗情节曲折，意境动人，语言清新，声调和美，艺术成就很高。还创作了讽喻诗《观刈麦》，写出了百姓烈日下割麦、拾麦的辛酸，对民生疾苦表现出体恤，讽喻诗是他用“补察时政”理念开启诗歌革新运动的开始。

35岁时，白居易被调回长安，任集贤校理、翰林学士，次年又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官），仕途一路走高，为实现自己“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意愿，他放开手脚，在朝廷、在皇帝身边，“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写了不少奏折，这或许是文人固有的高洁仗义气节所致，结果当然是不受皇帝待见及当政者欢迎，幸亏宰相李绛的说情才得以幸免。这期间，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谏写成了讽喻诗，以笔抒怀，以诗明志，“补察时事”，共写出了170多首，是他讽喻诗创作的一个高峰，代表作品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最为出名的当属《卖炭翁》和《上阳白发人》等作品，分别写出了卖炭翁和宫女的悲惨生活，强烈表达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对统治者的不满。在今天看来，他在左拾遗岗位上很称职，可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长期这样的直言不讳，频繁谏言，必然给自己埋下了隐患，朝廷权贵者们肯定会伺机报复。终于，“导火索”来了，因为发生了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身亡的事情，白居易十分震惊，认为是莫大“国耻”，立马上书主张严缉凶手，那些早就对他心生不满的朝廷权贵们，诬陷他越权谏言，找到了报复机会，皇帝听信这些中伤，就把他贬为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他只好无限惆怅地离开了权力中心长安，满腔的为国为民热情遭受了冰天雪地的打击，“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是他心扉的真实坦露。可以说，44岁的这次政治打击是致命的，是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来到江州后，身心俱惫的白居易工作清闲，他把自己注意力转移到了诗歌创作、诗歌整理和诗歌理论上，收获了丰收，留下了传世精华。在这里，他回应元稹《放言》五首，也写了《放言》五首，在第二首中写道：“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表达自己不愿自暴自弃，相信还会“卷土重来”；写了千古绝唱、叙事长诗《琵琶行》，把琵琶女的不幸与自己的遭遇紧密相连，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该诗艺术成就很高，情感色彩很浓，批评性很强，把琵琶女内心世界、外在形象及音乐之美描绘得栩栩如生，成为白居易的经典作品；还写了《大林寺桃花》，留下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佳句。在这里，他把自己这些年写的800多首诗进行整理，分成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算是自己的阶段性小结，为后人评价他的诗提供了依据。在这里，他与一批诗人开展了诗歌革新运动，即新乐府运动，核心是主张诗歌一题写一事，追求诗歌的具象美和深度；语言风格要平实通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甚至提出“老妪解诗”、通俗易懂的要求；认为诗歌要为现实服务，用讽喻诗补政，并带头亲自实践创作，称他为新乐府运动旗手，不是溢美。在这里，他写出了著名的诗论《与元九书》，强调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根本属性，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观点，对诗歌创作的内容、形式作了形象阐述，认为“诗者，根情，言苗，华声，实义”，“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由此可见，江州务闲时光被白居易充分利用，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精彩华章的事情，虽然官职被贬了，但他在诗歌方面却走向了辉煌。

正如他所说“输赢须待局终头”，46岁他时来运转，被朝廷调升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心情自然欢愉。不过，此时的他，少了往日的棱角，变得成熟甚至有些消极起来，通过反思检点自己的过去，得出了“多语非景福，少语是元亨”的结论，后来的他，果然知道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了。在忠州任职两年后，又被朝廷召回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可是，朝廷内的政治斗争风云诡谲，令他无所适从，为远离是非，他决定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50岁时，他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他定位自己要过“中隐”生活，认为京官太“喧嚣”，隐士太“寂寞”，地方官刚好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理想境界，这就是他的“中隐”观。立足这个定位，在杭州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利民好事，尤其注重兴修水利，修筑了钱塘湖堤（今西湖）；一方面沉醉于杭州的名胜荟萃、市井繁华，常常游走于赏景作诗、饮酒寻乐、舞榭歌台之间，从一个为民请命的斗士蜕变成了一个贪图享受的俗吏。此时写了不少诗歌，比较出名的是《钱塘湖春行》，诗中含蓄地透露了他“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53岁时，他在杭州任期已满，先回故乡洛阳购了宅邸，拿到了朝廷授的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命令，为晚年生活做了准备，次年奉召任苏州刺史，江南诸州，苏州最大，故而他的公务有些繁忙，他力所能及，兴修水利，赢得了一些政绩和口碑。

56岁时，白居易再回长安任秘书监、刑部侍郎，人生的沧桑和岁月的无情使他已无心于政治，在一首诗中他写道：“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于是称病回到洛阳，做了高级闲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正合心意。在洛阳，他半隐半居，交友乐游，写诗饮酒，修仙学佛，“闲适有余，酣乐不暇”，生活十分惬意悠闲，长达18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逸、最美好的时光。这期间，他写了《序洛诗》、《醉吟先生传》、《达哉乐天行》三篇诗文，是他晚年生活、思想、创作的真实写照，欢快无比；与元稹、刘禹锡、裴度等诗人交往甚密，经常同游同吟；还享有河南尹、刑部尚书致仕等荣耀。846年，75岁的他病逝在洛阳。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作诗一刻未息，留下的诗篇近3000多首，比“李杜”皆多，《长恨歌》、《琵琶行》、讽喻诗、诗歌革新运动等，是他诗歌方面的特别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可圈可点，成就是辉煌的。为官伴其终身，仕途比“李杜”顺畅，少年得志时“兼济天下”，晚年老成时“独善其身”。生活一直无忧，品质较高，活到了75岁，比“李杜”都大，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幸运而幸福的一个人，是典型的亦诗亦官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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