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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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

原创 刘永军 蓝色铅笔刀

广场对面开了一家餐馆，叫“猪系列”，专营猪头猪蹄，猪肠猪耳，生意火得不行。甚至吸引了外县的人专程跑来品尝。
庄稼人吃肉不是这种吃法。肉不能满碗大骨头地吃，要切碎了调进面条或者炒成小菜吃。要条分缕析地吃，循序渐进地吃。
吃，是一件很讲究的事。
小时候吃馒头，撒到桌子上的馍馍渣，一定要捡起来吃了。太小捏不住的，就往手指上舔点口水，沾起来喂到嘴里。父亲老是说:“一颗麦子才能磨多么一点儿面？！”我们歪着头想，逆向推理下去，一撮馍馍渣就是一把麦粒；一个麦穗才结几十颗麦粒，一把麦粒需要一大片麦地！从下种、除草、拔田、打场、推磨，到最后做成馒头端到桌子上，得花多少心血！越想越觉得心疼，以后看到别人掉馍馍渣，心里都不是滋味。
上大学时第一次看到一个同学将一块馒头随手扔进垃圾桶，我吃惊得嘴都合不上了。

说实话，我挨过饿。虽然我没有经历六零年的大饥荒。
说起六零年，母亲立刻会绷大眼睛，提高声调，拖长声音：“哎吆——六零年嘛……”说了无数遍后，六零年就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就像自己也从六零年走了一趟一样。从六零年活过来的人，真是侥幸！
按现在的流行说法，我是七零后。但我挨过饿，原因是我们家弟兄太多了。
有时候吃揪面片，弟兄们一起动手，四五个人站在大锅边下饭都能下一大阵子，等最后一个面片进锅，一开始下的面片都煮烂了；但是吃的时候贼快，“呼啦”一下，锅就见底了——我一度对吃饭这事产生过怀疑：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做，吃的时候只用了几分钟，值得吗？
那时候，母亲对干粮，特别是白面干粮管理非常严格。她把干粮放进箩儿里，挂在半墙的木头桩子上，箩口朝里，箩底朝外。我们永远不知道箩儿里有没有干粮，是白面还是黑面。大一点的时候就踩着小凳子去偷食吃。掐一小疙瘩塞进嘴里，赶紧跑到驴圈的黑旮旯里去嚼，还要用手捂住嘴巴，生怕别人看见。大多数时间只能吃面条或者面片——和了土豆野菜，汤汤水水，能填肚子。
而且，据说面条比面片更省面。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大口小口，一月一斗。”过完年，种完地，麦子还像青草一样在田地里跳舞呢，我们家就揭不开锅了。瘦小的父亲就得觍着脸去邻居亲戚家借粮食。去的时候，总爱带着我，也许是为了搏得人家的同情吧——最小的我，就像一个小小的道具……
有一次，一个邻居吭哧了半天，说：“借给你们家，你们啥时候能还上呢……”说这话的时候，他背对着父亲，只微微侧了一下头，高傲的、胡子拉碴的脸庞只露出了三分之一。连我也听得出来，那不是询问，是质问。那意思是说：恐怕你们一辈子都还不上呢！说是借，其实就是要……
出来的时候，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父亲的脸……为了原谅这句话。我跟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思想斗争。
现在，想通了：那时候，麦子比金子贵重，说媳妇看家，先得看你家仓子有没有存粮。谁家的麦子都是汗点子泡出来的，借给我们这样穷得叮当响的大家子，风险太大！
我上高中的时候，哥哥们都成了大小伙子，口粮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住校，每周的口粮是两个锅盔。锅盔大小没变，但越来越薄。到星期四，蛇皮袋子就剩下许多天积累下来的一层馍馍渣了。早上上完操，大家坐在大通铺上吃早饭，我把手伸进空空的蛇皮袋子，在一层馍馍渣里摩挲来摩挲去，真不知道该如何去挨过这十几分钟的早饭时间……
肠胃是有记忆的，它记住了这种强烈的饥饿感和耻辱感。吃，从一种最基本的生存行为上升到了精神领域。
阿城的《棋王》里有一个吃的情节:为了涮粘在大瓷碗里的一粒米，王一生喝了大半碗开水，憋得眼泪花子都出来了。唯有挨过饿的人，才会对这种“自虐”行为感同身受，心生敬意。

现在的人，嘴越来越刁。就说宴客，由四凉六热，到六凉八热，再到八凉十热。各种肉，各种吃。吃到最后，胃不高兴了：“老板，有酸菜面条吗？”……
……最清淡的饭食，才能满足肠胃最终极的欲望。其实，肠胃不仅记住了那种饥饿感，也记住了最早喊醒他满足感的那些食物的味道。
比如，苦菜、沙葱。酸菜和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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