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务员的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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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最起码的物质需要总要满足，最简单的生活条件总要具备，倘若生命赖以存在的东西都缺失匮乏，那么，也就无从享受生活了，也就无从探究存在的意义了，也就难以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了。

　这个世界上大概存在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有着丰富的物质储备，优裕的生活条件，一生都不会有穷困带来的困扰，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第二种，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能够满足自己，但必须建立在不断劳动或争取的基础上，如果怠惰了，放弃了，将会朝不保夕，毕竟坐吃山空，我们大多数人，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种，则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哪怕付出得再多，收获也是寥寥，他们一直就是那么一种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模样，说不定哪天，就会遭遇饿死的命运，这种人也不在少数。应该说，第二种人的种种努力，就是希望达到第一种人的生活状态，而支配他们心理的，还有对一旦有一天沦为第三种人，将无法生活的担忧。可以说，正是对待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的态度的不同，决定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人生。

　　古希腊的哲人，有时候很是厌倦自己的肉体。你看它，需要吃，需要喝，需要满足情欲，还时不时地“造反”生病。哪怕再智慧的人，也得每天聆听它的召唤。结果，把自己搞得忙碌不堪，不得不去做许多从内心厌恶的事情，甚至有时被迫之下还得把灵魂卖给魔鬼。最后，大多数人，就成为仅盯着现实需要的目光短浅的人。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能空着肚子去仰望上帝，你也不能焦着嘴唇去认识自我。苏格拉底谈论哲学的时候也是要喝酒的，孔子胸怀宇宙也是要收学费的。而更多的芸芸众生，则就那么急切地、焦灼地、无奈地、劳累地奔波在红尘俗世之中，简单地说，就是讨生活。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的是这个，“斩荆棘，暴霜露”为的也是这个。毕竟，生存是第一要义。于是，就有了酸痛，有了哀愁，有了抱怨，有了苦涩。《诗经》中类似的诗歌，不在少数。其中一些有着浅层的文化、有着卑微的地位的小公务员的吟唱，就是今天读来，也感到充满了悲酸。

　　我们现在把“夙夜在公”这个成语，当作效力国家、奉献社会的美好词语来用。而追究它的起源，却不是这样。它来自《诗经》中的《小星》一诗。原诗是这样的：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官吏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况。你看他，还在星星微微闪光、三三五五挂在东天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开始踏着露水、披着夜色、冒着寒风赶路。他多么想多休息一会，慰藉一下长年的疲惫，可公家的事情是不能耽误的。于是，他不得不叹息着抛开被子和床单，挣扎着继续走上谋生的路途。一个“征”字，真把那种荒促、那种奔波、那种行进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感叹，感叹同样是人，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想来想去，也没有个答案，只是空自感慨命运不同罢了。

这种行走，与责任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种被生活所迫的无奈奔波。这样的小人物，在那官僚机制之中，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他活得卑微，活得落魄。然而，对于他本人，他却是唯一的存在。他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为了生命的延续，不得不劳神费力地为了那点生计付出一切。它的呼号，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许多人的呼号。在那种仓皇中，那种无力中，有着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存在。这种觉醒，促使他发出深深的喟叹，也发出深深的疑问。

　　同样的喟叹和疑问，还存在于另一首诗中。这首诗，是《邶风》中的《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属于下层小官吏的哀吟。你看他是那么辛苦而忙碌。公家的事情全部抛掷给他，可见他根本得不到上司的体谅；背着辛劳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安慰，却是家里人无休无止的责备。如此辛勤，如此劳累，生活境况却依然是捉襟见肘。他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牢骚。他感到不堪重负，感到疲惫厌倦，感到人情浇薄。只好把它归结在“上天”的安排上。这种极端无奈的认知，应该是建立他根本无力改变现状的思想基础上的。《诗经》的注释者中有人将结尾视作是他的旷达之辞，这应该是错误的。那就是一种悲愤，一种慨叹，一种认识到自己的弱小后烂泥一般的乏力感，一种不知如何去面对生活的残酷的无奈，一种不能左右自己生活的沉痛。相比前一首，来得更为悲凉，更为深沉。

　　只要是珍惜生命的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就有了责任。这种责任哪怕与他人无关，也与自己密切相关。说到底，就是为了让生命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生命降临到人世之后一定会面对的课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就有了人之不同的分类。有的人，吃喝不愁，却花天酒地，纵情挥霍，及时行乐，这种人生毫无价值；有的人，物质充裕，足以养身，于是，开始探求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有的人，虽然身处陋巷，箪食瓢饮，却同样视精神上的富足为无上乐事。而大多数人，却是既不可能保证生活所需资料的一直充实，也谈不上崇高的精神追求，只是为了生活得稍微好一些而奔走。于是，就有了算计，有了欺骗，有了疲倦，有了辛酸，有了无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身体的劳累那是势不可少的，精神的衰惫那是必然会有的，同时还会加上别人无端的侮辱和无人理解的委屈，内心的忧伤也就自然降临了。而最让人痛苦的却在于，你看不到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你极端脆弱无力改变现实。这样的生活，一方面会让人生出“坚韧”来，就那么忍耐着一步步地走下去；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生出厌倦来，生命的高贵不在，生命的尊严不在，活得低下，活得机械，活得被动，活得苟且，活得软弱，活得卑贱，难道这就是人生？

　当一个人处于类似的境地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最为痛苦的。一方面，他与其他下层百姓一样，面临着诸多的生计问题，苦苦地为生存而挣扎，成为社会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而难以拥有渴望中的“自由”。他的忧虑和苦痛，虽然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但也带有一定的自然性。他没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那种家国之思，也没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那种深刻怨恨，他既没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的感情失落，也没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的偷懒权利。说到底，至少在彼时彼地，他一心一意关注的是自己的艰难生活。这样的生活，逼迫得他成为一个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希冀、没有了向往而只是盯着眼前那短短的路途的“浅薄”之人。国家、情感、追求、期愿、思想，对于他，都成为了奢侈的东西。贫困的生活，为了生存的奔命，它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它不仅消磨了一个人的意志，不仅耗光了一个人所有的精力，而且让他在长期的苦楚中变得没有了想法。而可怜之处就在于另外一个方面，他偏偏有文化，有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有对相对广泛的接触而产生的比较，他还没有被贫穷和琐碎折磨得麻木，因此，还存在着心灵的敏感。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他无可排遣的痛苦，而且这样的痛苦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结束。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对于面临这种存在状况的人，他的未来大概会有这么几种：他就一直陷入个人的忙碌和辛劳之中，怀抱着不满和愤懑，孤独和失意，仓皇地行进在人世间，一直到生命的终了；他渐渐地认可了自己的生活现实，慢慢地被这种生活所俘获，机械地、重复地做着那些他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劳作，眼睛变得越来越阴郁，心情变得越来越低落，最终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感受而变得麻木起来；他越来越厌烦这样的生活，当这种念头逼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选择了背叛，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和不计后果的冲动，将一切抛弃，从而选择另一种生活，而这样的人，最后会发现，以本来的地位、经历和能力，他最终还是没有看到新鲜的生活意义，他还是会陷入同样的境地；还有一种人就相对极为稀少了，他认识到现实的不可超越，认识到生活的重复乏味，认识到困境的不可摆脱，认识到许多东西以个人的微薄的力量难以克服，于是，转而追求自己能改变的东西，那么，很显然，自己能改变的，唯有自己，自己能支配的，也唯有自己，于是，他开始摸索自己心态、精神、理智、智慧方面的前途，这中间，有痛苦，也有收获，有失落，也有丰盈，最后，不论找到找不到，他都变成了一个一定程度上超脱了贫乏的生活现实而拥有精神上相对自足的人。

《诗经》中的这种小公务员的哀吟，只是一个起始，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一直没有断绝过，并且时至今天，更加成为一种宏大的广泛的现象。而如何面对生活的困境，如何在琐碎的无休止的忙碌中不迷失自己，也一直是人们探讨的问题。面对这种境况采取的不同态度，就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不同。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更为赞同这么一种：不能改变的，就直面它，但时刻不忘，还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等待着我们的寻求，而一旦寻求到它或者说一旦迈向寻求它的路途，我们就超越了俗常而找到了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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