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杂篇.盗跖》有感 -闲话“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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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庄子.杂篇.盗跖》有感

文\赵家洪

《庄子.杂篇.盗跖》全文写了三个寓言故事，第一个是孔子与盗跖，盗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孔子与柳下惠为友，于是责备柳下惠不教育自己的弟弟，使之成为盗，他要代柳下惠去教育盗跖。柳下惠则告诉孔子“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孔子不听，执意而往。孔子溢美并规劝盗跖“兼美三德，当行圣人之行，王天下”，却被盗跖一顿训斥“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并把儒家奉为圣人的神农、尧、舜、汤、武责为“皆乱人之徒，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贤士伯夷、叔齐、鲍焦、介子推、比干、伍子胥等批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卒为天下笑”。孔子无以反驳，“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再遇柳下惠，仰天叹曰“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第二个故事写了子张与满苟得就“名、利”进行辩论，批判了儒家的虚伪，提倡“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第三个故事讲了无足和知和的对话，无足尊崇权势、追求富有、耽于淫乐，乐于“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沉迷于“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而知和则认为这是“乱矣、苦矣、疾矣、辱矣、忧矣、畏矣”，并提倡“不以美害生，不以事害己”。这篇文章斥责儒家观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主张返归原始，顺其自然，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主张的分歧的主要体现。

《易》本是卜筮之书，但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卜筮之用，成为我国所有哲学思想的源泉，被誉为“解开宇宙的密码”。孔子为《易》作注成《十翼》，且《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的天命观也是以“天道（自然）”作为最高准则，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而老子的“道”则与“太极”不谋而合，易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太极由一阴一阳而成，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变化生生不息，“一阴一阳谓之道”《易》，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儒家思想源于《易》，道家思想也源于《易》，两家的哲学思想都源于《易》，诸子百家都在讲“道”，儒家深于“人之道”，道家崇于“天之道”，究其根本，儒家得其“髓”，道家得其“神”， 得其“髓”者具“形”具“象”，外化于物——曰仁与义，得其“神”者无“形”无“象”，内敛于物——曰阴与阳。

纵观中国历史，由乱而大治崇道，盛世尚儒，乱世祈佛。佛教在中国兴起相对“儒道”要晚得多。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在汉之前的诸子百家中地位跟其他一样的，甚至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大汉朝推向强盛的顶峰，从而奠定了儒家学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统治阶层依据“仁义礼智信”发展了“礼制”，规范了社会的体制和人们的行为，同时，后世的诸位大儒不断地充实、发展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人思想核心和主体。道家学派的初衷也是为了“治国”，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不尚贤，使民不争”，以“道”为出发点，注重“天之道”，提倡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这跟《黄帝阴符经》“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相似，都提倡遵行天道，天道既自然规律，一旦违反则“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老之术及玄学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曲解了道家思想，把老庄思想中的负面影响发挥出来，带坏了社会风气，同时为统治阶级带来了许多麻烦。道家思想更多的是规范统治阶级“遵行自然规律”的治国理念，于民则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它是内在的、隐蔽的、注重自身的修养；而儒家思想更多的是规范民的思想行为，构建礼制，于统治阶级则是“教化于民”的治国理念，它是外在的、公开的、注重制度化的具象。

儒、道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即矛盾统一，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让人“学而优则仕”，通过勤奋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报效国家，造福于民。而当仕途不顺或遇到挫折时，又以道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来抚慰，寄情于山水，待时而动，从而增强了心灵的韧性，使之更能抗压、更能抗挫折，不至于一蹶不振，就此陨落。这在李白身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年少仗剑出川，何等意气风发，为了实现抱负，不惜“剑走偏锋”，到处拍马屁无果，构石室隐居安陆，之后又向玄宗献赋——《明堂赋》与《大猎赋》，符合玄宗当时崇道的心境，被玄宗诏时写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被“赐金放还”后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追求自由，寄情山水，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而且李白在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可就算在游山玩水中依然期盼“忽复乘舟梦日边”，依然怀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出世”与“入世”在他身上相互交织，甚至六十岁时还披甲带刀要去建功立业。还有苏之后的一二十年官运亨通轼也是这两种思想互补的典型，苏轼二十岁科举高中，可谓少年得志，，仕途顺风顺水，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乌台诗案前“千骑卷平冈”、“西北望，射天狼”豪情四溢，满怀报国热情，乌台诗案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事一场大梦，……把盏凄然北望”，苏轼崇尚陶渊明式的隐者，向往隐逸的生活，推崇陶渊明的文化理想，甚至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陶渊明是苏轼精神中的陶渊明，是苏轼化的陶渊明，苏轼终其一生欲隐未隐，最后带着对隐逸生活的遗憾倒在了仕途路上。这两个伟大的文学家，如果只奉行“入世”思想，或许只是一“禄虫”钻营于官场，最后淹没于历史的长河；如果只潜心于“出世”思想，或许以只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地默默无闻，潦倒一生，又怎会登顶文学的高峰呢？对于国家来说，汉唐盛世都是这两种思想互补的结果，没有汉初几位皇帝的“无为而治”，也不会有汉武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唐的建立者李世民以老子姓李，认作祖先，把道家思想作为核心思想指导施政，同时以儒家思想治国，才成就了“盛唐气象”。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如流水，许多国家早起晚散，其根本原因就是施政思想出了问题，前秦苻坚时代，偃甲息兵，大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提倡儒学，兴办教育，国富民强，北方大定，本可以实现大一统的，可就在王猛死后没几年，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

“儒、道”这两种思想更像《易经》中的乾坤两卦，儒为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向外发散的、阳刚的、上升的；道为坤，“厚德载物”，向内收敛的、阴柔的、下沉的。天在下，地在上，一个上升一个下沉，天地交合，是为“泰卦”；天在上，地在下，则天地不交，是为“否卦”。因此，人生就是从泰到否的过程，一个人刚生下来，外表柔弱，而内里充满生命力，随着成长，外表越来越强大，内里越来越阴柔，这就是外在的“坤”不断的内敛，内在的“乾”不断的向外发散，二十来岁时，内里的“儒家思想”达到峰值，急于表现自己，急于开创事业，急于建立功勋，但这个时候大多总是四处碰壁，心有余而力不足；四十来岁后，内里的“道家思想”逐渐丰厚，到了六十来岁时，内里的“道家思想”达到峰值，开始追忆过往，开始感到“人生如梦，一切如过眼云烟”，正如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外在的“阴”逐渐内敛，内里的“阳”逐渐外散，当内无外溢，外无内敛，各自独立时，生命便终结了。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又互相补充，让我们顺逆皆能安然，使我们不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自行其是。所以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互为表里的关系，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儒、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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