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凡尼的房间》连接-帕布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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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图书馆。我的手心不停地出汗，这并不是因为我为特别的事感到紧张，而是因为十六岁的我手心一直出汗。它们永远是潮乎乎的，如同我的脸永远布满了愤怒的粉刺，构成粉色和红色的斑块。我的头发松松软软，挡住了眼睛。我攒了很久的钱，终于把那副厚重的塑料眼镜换成了更酷的款式——深色的圆框眼镜，就像约翰•列侬（John Lennon）戴的那种。但是出汗的手心总是让我装酷的努力化为乌有。

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别的孩子都在户外参加体育活动，或者在假装学习，或者在听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歌，或者在树林里抽烟，只有我在图书馆。而且，我也不确定我希望能找到什么。
图书馆是位于池塘边的一座又矮又宽的石头建筑。即便不开空调，室内依然很凉爽。大楼的前厅摆着卡片目录和图书管理员洛克小姐的桌子。穿过前厅就是宽敞的阅读室，布满了皮质座椅和铜质台灯，在它们远端、左边、右边，甚至在座椅中央，都摆放着整排的书架和单人使用的小隔间。二楼也是这样的布局，只是摆得更满，地下室还有满满一屋的书架。
尽管我从没跟自己承认过，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办公桌前发现洛克小姐。她那总是有非常好吃的布朗尼（Brownie），还撒着巧克力碎屑。洛克小姐总会跟我说句善意的话，是那种有趣甚至有点顽皮的话，让我感觉我们是站在一边儿的——我们能够理解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不过今天洛克小姐并不在那儿，于是我就四处逛逛。我造访了最喜欢的几个区域。在诗歌区我停下了脚步，从书架上抽出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作品集。我来到戏剧区，从书架上拿出威廉•英奇（William Inge）的作品，这样我就可以跳到《黑暗梯顶》（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再次阅读那段总能让我感到心碎的独白。这是那位后来死于自杀的男孩，回忆起一次他离开军校陪着母亲度过的两天，在这两天里他与母亲共进晚餐、一起跳舞，还去看了演出。
实际上我是个外向的孩子，喜欢有人陪伴。我深深知道泡在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抽出跟作业无关的、只是自己喜欢的书，会让我看起来离群索居又自命不凡，而这会让我的同学感到疑惑，因此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忽然，我注意到图书馆的小推车。洛克小姐总是推着小推车把书放回书架上。小推车上装着孩子们还回来的书，还有被孩子们拿下来又不再理睬、等着人来关爱照顾的书。
那时，小推车上只有一本书：《少即全部》（The Little That Is All），作者约翰•查尔迪（John Ciardi）。我拿起这本书读了封底，由此得知这位诗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发表了十部诗集”，翻译了但丁的整部《神曲》，还出了系列专栏“说话的礼仪”，里面有大量儿童诗。查尔迪成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那还是诗人依然有名气的年代。
我随意读了几页，接着又检查了一番。这根本不是儿童诗。
有一首诗是关于给自己洗脚的，里面有这么一句：“洗着我自己的双脚，我想到了永生的脚指甲。”我立即爱上了这首诗。
还有一首诗名字叫作“东六十七街”，是关于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死的，其中有一段表达直击我心：“不去忍受痛苦让我无法忍受，不过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而且我们身上有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受伤。”
我最喜欢《为本高中毕业而写的书》（A Poem for Benn’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最后，并不需要多说什么。现在我们依然有时间去想象我们说出了‘不管那么多了，我爱你’，然后听到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接着我们被这个想法和随之而来的可能性吓到了。”
我记下了尽可能多的诗句。
在下一周还书的时候，我再次错过了洛克小姐和她著名的布朗尼。不过我再次发现了小推车上的一本书。
我希望自己能够回想起那本书的名字，不过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能记得的是下一次我去图书馆的时候终于碰到了洛克小姐。那次交谈比我们往常的谈话时间都要长，而且从那次起，我开始告诉她自己在读哪些书，通常是小推车上的书。但是她从没有承认特意为我在小推车上留下书籍。我们交谈时，她会推荐书给我。不过这些书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建议很多孩子去读，同时也是我这年纪的大多数学生可能喜欢的书。但是我在小推车上发现的书却与之不同。我相信，这些书是面对我直接讲述的。其中的一些通常不会推荐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读于寄宿学校的年轻男子。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伊夫林（Evelyn）的哥哥的作品《青春织机》（The Loom of Youth）就是其中之一。作品描述了英国公立学校的一次同性恋丑闻，主人公的名字就叫Evelyn。这些书中还有诗集，都是很容易找到但是却不是像弗罗斯特（Frost）、卡明斯（E.E.Cummings）那种每个人都在读的诗，而是查尔迪（Ciardi）、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以及希尔达•杜利特尔（H.D.）的作品。有一次，竟然是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解放女性奉为改变人生的《圣经》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Ourselves）。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不是专门留给我的。
这些书成了我正式课程之外的功课，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线索贯穿其中，并没有按照流派和历史时期的顺序出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书（Our Bodies，Ourselves除外）都是只为我一个人挑选的。
当然，洛克小姐那时一定已经发现我是同性恋，而我也刚刚在不久前才向自己完全承认这一点。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痴迷地反复阅读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和William Inge的剧作中的独白，甚至没有人会阅读那个题材的任何戏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圣公会寄宿学校。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尝试阅读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这本书单调乏味，很难想象现如今还会有人能读完。我之所以知道这本书也是因为我那时开始阅读关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所有作品，包括维维安•霍兰（Vyvyan Holland）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之子》（Son of Oscar Wilde）。维维安是奥斯卡两个儿子中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逃到了欧洲大陆。《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又译《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是王尔德深深喜爱的一部作品，它的作者是一位对其有深远影响的教授。因此我也读了这本书。
但是，不得不再次强调，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此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王尔德，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是同性恋。洛克小姐也没有提到过，她只是把书留给我。
最后，她把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同性恋小说《城市与支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留给了我。《乔凡尼的房间》写于1956年，描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他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小说以名为大卫的美国人为第一人称进行讲述。在乔凡尼因谋杀被处以死刑的前夜，大卫以闪回的方式讲述了这个关于爱、背叛和嫉妒的故事。书名中的房间是乔凡尼在巴黎拥有的一个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在那儿他和大卫曾经幸福地生活过。
看这本书时我为乔凡尼和大卫失声痛哭。我是个戏剧化的人。也许这就是我的本性，也许这也和那些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阅读威廉•英奇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以及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的下午有关。但是即便在我沉醉于书中的情节时，我仍意识到除了都是同性恋，我的生活与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作者都没有相似之处。
不过，同为同性恋的身份依然对我有特殊的意义。那时作为同性恋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就是在那一年，哈维•米尔克，美国第一位经选举任职政府官员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与旧金山市长一同被射杀了。杀手被判入狱七年。而在律师辩护说他因为吃了太多夹馅面包导致精神问题后，他实际上只服刑了五年。在那之前的一年，安妮塔•布莱恩特发起了针对同性恋人士的全国性的仇视运动，得到了全国数百万人的热情支持。电视节目和主流电影中没有同性恋角色，即便有也是以自杀或杀害别人为结局。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合法的、全国性的，而且看不到短期内改变的希望。同性恋者、变性者被公开辱骂，时刻受到暴力威胁。（当然，很多合法的歧视在今天仍然存在，美国对于同性恋者、变性者来说依然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变性女性。）
就我所知，我所在的学校里无论是学生会还是教职员工中从来没有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我相信如果有人发现我是同性恋，我将不得不离开我心爱的学校。
要说洛克小姐留给我的那些书拯救了我的生活确实有些夸张。不过那些书帮助我越来越清晰地描绘出生活的远景，在恐惧氛围中让我看到了希望。
鲍德温通过来自美国的大卫诉说道：
乔凡尼唤醒了我身体里的痒痒肉，还咬了我一口。这是在一个下午，是我带着他沿着蒙帕尔纳斯（Montparnasse）大道去上班的路上意识到的。我们买了一千克樱桃，边走边吃。那个下午，我们两个都兴致高昂，傻傻地充满了孩子气。两个成年男子把樱桃核当成纸团那样朝对方脸上扔，在人行道上互相推搡躲避。这情形在别人眼里一定十分离谱。我意识到在我这个年纪仍能像孩子一样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而随之而来的幸福感更让人开心。那一刻，我真的爱着乔凡尼，那个下午的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动人。
鲍德温在这段描写中承诺的生活是非比寻常的。我不必想象在哪里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鲍德温已经替我想象了出来。尽管这之后的语言和场景近乎残忍，但是依然没有磨损掉这承诺的神奇之处。
读完《乔凡尼的房间》不久，我发现了鲍德温的一段话：
你认为自己经历的痛苦和心碎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然后你阅读书籍。正是从书籍中，我学到了正是那些让我深受折磨的事情将我与现在和过往的人连接在一起。
后来，我继续阅读鲍德温的作品，包括《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其中一篇散文是由这位当时39岁的非裔美国作家写给他14岁外甥的信，讲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后来再次阅读这本书，我感到恐惧悲伤、沾沾自喜又觉得和作者串通一气。现在我依然是这样的感受。作为成年人再读《乔凡尼的房间》帮助我能更全面地看待这部作品——对于男子气概多方式呈现的探索和对谎言、羞愧及悲伤的反省。
洛克小姐将詹姆斯•鲍德温介绍给我，詹姆斯•鲍德温让我拥有了看待自己和世界的不同视角。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毕业后，当我在校庆的周末回到学校时，我会去图书馆和洛克小姐打招呼。有人说洛克小姐是个传奇，她能记住每一个学生。这很难验证，不过我还从没有见过哪个学生否认过。
年复一年，洛克小姐的头发从棕色变成了灰白色，不过发卷依旧整洁。她还穿着以前经常穿的毛衣套装，钟情于柔和的色调。她说话轻柔，带着点轻微的新罕布什尔口音，元音发得很到位。而且，她总是带着几块煎锅烤的布朗尼。孩子们依然为了这些好吃的来到图书馆，这也就给了洛克小姐机会继续把书放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如若不然，他们可能不会选这些书。
在那几次拜访时，我们会一起谈谈学校、新来的和退休的教职员工，而且我们总是谈论正在看的书。不过，这些谈话都很短，因为周末总是很繁忙，总是有其他校友等着见一见洛克小姐。
我希望自己向她表示过感谢。但是我觉得我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
2012年洛克小姐以81岁的年龄死于肌萎缩侧索硬化，与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的病症相同。
从她的讣告中我了解到洛克小姐从1963年开始在学校担任图书馆助理。她于1995年退休，那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15年了。她的侄女和侄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可爱。我认识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因为她谈论起他们来总是很自豪。她接触过上千名学生，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下过鼓励的话语、温暖的拥抱，当然还有书籍，有的是直接递到学生手中、有的是推荐给学生，还有的是放在了小推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