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库2102》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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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了七篇文章，分别是：《1583-1592》《错误、边缘、野马》《少年西湖记》《京剧院里的修图师》《樋口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太空中的“漂流瓶”》以及《至暗时刻》。

《1583-1592》可以看成是作者对中国和欧洲这十年间若干关键时点历史演进的比较研究。说实话，关于这十年间的历史，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相关的历史书籍都读过，但这种打通历史时空的写作却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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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明万历十年，辅佐明万历皇帝进行“万历新政”的张居正病逝。
1583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如此，万历皇帝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同年四月，更进一步，万历皇帝下旨抄了张居正的家。这也代表着史称的“张居正改革”彻底失败。

其实如果稍加留着不难发现，历史延续较长的中国古代帝国，到了中后期，都会进行财政改革，当然原因很简单，无非因为：收入收不上来、支出不断膨胀、管理混乱、官僚行为懈怠等等。到了明万历年间，这些问题也全都发生了，也有了一次财政改革。

张居正财政改革的实质内容相关的介绍很多，我就不再复述了。而且客观来说，正如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教授评价的，张居正的改革，确实没有什么格外新奇的地方，虽然解决了明朝中期财政的一些问题，但遵循的都是各个朝代中期改革的常规，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地方。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制度条件，张居正的改革有着很多不容易之处。根据刘守刚教授的总结，大致有三个不容易。

◎第一个不容易，就是改革的法理地位和组织基础不足。

什么叫法理地位？放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得支持你。明朝当时已经废除了宰相制，张居正在内阁行使的只是票拟权。什么叫票拟权？听着好听，其实就是可以在皇帝批阅奏折之前，先替皇帝草拟一个答复，皇帝看的时候用红笔勾画确认。地位类似今天的秘书。所以，张居正的内阁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更不可能直接指挥六部。

◎第二个不容易，是张居正的改革严重依赖地方和下层的推动，没法通过顶层的设计来获得推进的力量。

如果我们和王安石的改革比较，王安石是通过创设一些新的机构，比如三司条例司，来颁布新的法令，推动改革。而张居正可没有掌握这样的负责改革的专门机构，当然也就没有主动立法的力量。

◎第三个不容易，是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内进行存量的调整，没法做增量的改革。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帝国制度到明朝已经高度成熟，成熟就意味着偏向保守，不愿意变化。另一方面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自己设计的制度足够好，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更改。所以，张居正改革期间，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没有大的变化，甚至都没有建立新机构或者增添新职能，一切都基本沿袭旧制，只是在操作层面上调整。

听上去张居正是寸步难行啊，那他是怎么推动改革的呢？

答案是自己干。很多时候，他绕过法理和正式的组织，通过个人人事的运作来推进改革事项。这势必引起其实官员的不满和弹劾，自然没有持续性，后来只能人亡政息。

当时在明朝制度下，财政体系已经积累了太多问题，就像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的：“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靠张居正一个人，当然难以纠正制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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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悄悄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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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利玛窦到达中国，立志于把天主教跟科学传播给中国。那个时候的伽利略19岁，正在比萨大学学医，那个时候的欧洲，大学已经很成熟了，每年大约有8000多像利玛窦那样的人从大学修满学业走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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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伊丽莎白正式加冕成为英国女王后，大力支持本国商人的贸易特许公司开拓海外市场。

1579年，伊丽莎白女王批准成立“东方公司”，并向公司颁发特许状，该公司获得了英国对北欧及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垄断权；经过她的授权特许，1581年组建的“土耳其公司”，垄断了对土耳其的贸易。

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组建的“威尼斯公司”，旨在恢复和发展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1592年该公司与土耳其公司合并后，发展成为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利凡特公司”。

此外，女王还通过颁发特许状等方式，鼓励与支持探险家和商人组建开拓非洲及远东市场的各类公司。

梳理这些同一时间维度下不同空间发生的历史，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以及人性的共通之处。

《错误、边缘、野马》是南通籍艺术家冷冰川在读库阅读基地与《读库》主编张立宪有关文与艺对谈的文字实录。
我虽然喜欢看艺术作品，但完全不懂艺术，其实没有什么可过多介绍的。

杭州西湖我是去过的，《少年西湖记》一文中，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以“西湖的声色香味”为纲，将阅读、行走、课堂和写作结合，带领我们重游西部。

历史上，写西湖的文字数不胜数，我也曾读过很多，但傅国涌先生这篇文字却有着别样的趣味。

大概十多年前，那时还没有八项规定，借公司组织培训曾去西湖游玩过。最近几年也曾去杭州，但都来去匆匆未曾再游西湖，想着等有机会读着这些文字再游西湖。

最近借着京东促销的契机，淘回来两本摄影集，一本是：《彩色的老北京》，秦风老照片团队历时三年，精心手工制作，通过手工上色老照片来还原故都风貌；一本是：《中国·1980》，一位异国友人眼里1980年的中国。

《京剧院里的修图师》一文记录的是上海京剧院工作人员虞凯伊修复京剧老照片的工作。京剧我是不懂欣赏的，当然也不喜欢。但这些老照片却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
1997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百年老照片》丛书的卷首语说：“一张张老照片，直面历史的丑恶与美善，一个个瞬间，构筑了波澜起伏的历史。让历史还给历史，让历史馈赠今天。”可见这些照片对于时代的记录意义。

在同年出版的《私人照相簿》中，作家刘心武在《影子大叔》一文中肯定了这些照片的价值意义。

“
我觉得尽管经过“WG”的浩劫，中国大地上的旧照片总量有惨痛的锐减，但被侥幸保存下来的，肯定也还是一个客观的数目。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个人都还有自己的私人照相簿或照相匣，里面仍旧珍藏着无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原版”。当然，很多人是不肯将它们公诸社会的。这种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但也会有为数不少的人乐于或经过说服应允将一部分私人照相簿上的“原版”提供给社会，加入当今的“信息大爆炸”，以丰富和增进世人的情感和思想。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老照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流行起来。所谓“老照片”一般是指过去拍摄的那些关于公共事件或个人生活的鲜为人知或从未公开的照片，它不同于在历史文献和教科书中常见的历史镜头，是一些以往未曾公开或见过的照片；也不同于纯个人珍藏用于个人观赏的私人照片，虽然也许涉及个人生活，但却作为公开的影像资料出版发行。
老照片的魅力自然在于“老”，不同于当下身边的生活世界，“老照片”再现了已经逝去的往事与人们。其内容大致有两类：一类可名之为“正史性的”，多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场景；另一类则可以称之为“野史性的”，多为记录市井百姓的生活，从他们的日常起居、服饰建筑，到城市乡野或山川风景。“正史性的”老照片突出了真实的事件及其历史意义。“野史性的”老照片且蕴涵了更多值得考量的文化意义。
”

樋口一叶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即便在日本，熟悉她作品乃至其生平的人也不多。因为翻译《樋口一叶选集》，整整十个月，默音都沉浸在一叶的世界中，读她的小说、日记，还找来一堆别人写她的资料。这篇《樋口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便是默音跟读者分享的她眼中的这位十九世纪末的小说作者。

我喜欢的作者的余华曾在一篇自述中说：

“
有一位名叫樋口一叶的女作家令我感伤了很长时间，我24岁时读到了她的《青梅竹马》，而她24岁时去世了。如果让我选出10部必读的中篇小说，《青梅竹马》应该是其中的一部，我会把它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放在一起。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专门去了樋口一叶纪念馆，在她字迹娟秀的手稿前驻足良久，想象她短暂和穷困的一生。

”
当然，我没有读过樋口一叶的小说，读了这篇文字，想着有机会找来她的小说读读，至少读读余华青睐的《青梅竹马》，当然可能也就是想想，毕竟待读的文字太多了。

今年距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先驱者”探测器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来，已先后有五个探测器飞出太阳系。卢昌海老师在《太空中的“漂流瓶”》中先对“飞出太阳系”这一概念做了界定，进而聊聊这些“漂流瓶”设计制造的故事，以及它们将会漂向何方。

这是我喜欢的科普题材的文字，只是卢昌海老师的这篇文字有些短，内容在相关科普书中也读过，读来有些不尽兴。

从太阳系出发前往另一个恒星系统，这是人类的宇宙航行梦想之一。2020年第3期《天文爱好者》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了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科林·拜勒琼斯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戴维德·法诺基亚为我们计算出了这趟“星际旅途”所要耗费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美国航天局先后发射了先驱者10号、先驱者11号、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四架空间无人探测器。它们在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后，一路朝着太阳系以外的方向进发，有的正在离开的路上，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太阳系。两位研究人员利用盖亚天文卫星搜集到的海量恒星数据以及之前四个探测器的已有轨道数据，计算出了它们将来可能何时、以何种路径到达遥远的其他恒星系统。

研究结果显示，在接下来的100万年间，这四架探测器将经过约60颗恒星的身边，其中与大概10颗的距离将小于2个秒差距。先驱者10号将是第一个经过其他恒星系统的探测器。这个恒星系统编号为HIP 117795，位于仙后座。通过计算可得，探测器将在大约9万年之后，距离0.231个秒差距处与这个恒星系统“擦身而过”。另外，计算结果还显示，这四个探测器在被其他天体俘获或者撞毁之前还会在宇宙中“旅行”很久，可达10的20次方年之久。

在表示星际距离时，天文学家们喜欢用秒差距。那么秒差距所代表的距离是多大呢？

秒差距的由来很复杂。简单来说，1秒差距等于206265天文单位。将秒差距换算成光年：1秒差距=3.26光年。

戏曲我看的不多，傅瑾老师总结了戏曲史上那些最壮烈的诀别场面，谓之“至暗时刻”。

恃才傲物，是中国古代士人面对权力傲慢时一种特殊的反应模式，但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如此，前提是权力虽然傲慢却有所忌讳，如同三国时代的祢衡，有本事却不讨喜，于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权力者都想借刀杀人，因为都有所忌讳：不想留下杀士子的恶名。

《击鼓骂曹》里的祢衡其实有着两面，一面当然是古代文人的典范，在权力面前不肯屈膝弯腰，始终保持自己的气节；但另一面差不多像现在的键盘侠，确信没什么风险才显得很勇敢。其实联想到当下，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不肯屈膝弯腰的士人了（以士人的气节为标准，也许WG后就没有所谓的文人了）。其实很好理解，历史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士人们，今日的社会是没什么忌讳的，不肯屈膝弯腰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然，这个话题不宜展开讨论。不过让我联想到近期读到的，郑永年先生对中国智库现状的一段分析文字。这里的智库应作广义理解，可以近似认为包括更广泛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郑永年先生概括：

一种是体制内的论证派。政策论证是必要的，无论是中央的、地方政府的政策，都需要有人论证。对于政府的决策，论证正确的，需要及时地总结经验；论证存在质疑的，需要及时反馈，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但论证派有它的局限性。在我们国家，决策者也往往是政策研究者，或者决策者跟政策研究是同一个体系。
一种是少数的批评派。这一类机构或者个人对政府的政策有质疑更有批评。不过，批评现在也没有市场了，现在是非常少数派，甚至是极个别的现象。
不过，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骂派”，即和西方的对骂。有一部分人简单地认为，只有对骂才可以生产出中国的话语权。西方毫无道理地骂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骂回去？心情可以理解，但话语权可以通过骂而产生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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