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为民请命、为情呐喊的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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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为民请命、为情呐喊的汤显祖

作者：庾日升

提起汤显祖，人们脑海里马上会蹦出《牡丹亭》，没错，这部描写爱情的剧作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在他生活的明代，“情”被视为异端学说、大逆不道，他敢于大胆创作这样作品，热衷为情呐喊，确有胆识和进步意义，是时代弄潮儿。可这仅仅是他作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的一面，作为官员，他还是一个心系百姓、勇于为民请命的人，近读《历代文豪传》，才对汤显祖有了这样全面的了解认识，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为民请命、为情呐喊的。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义人，号若士，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取名显祖，是家族希望这个男孩将来有道义，能够光宗耀祖。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打小就“显祖”，出类拔萃。长得漂亮，“体玉立，眉目朗秀”，外人对他啧啧称赞；天资超群，5岁会属对，12岁会写诗，13岁在童生考试中，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点令人惊讶，14岁便补为县诸生，是年龄最小的秀才。他家教先进、家风严格，影响了他一生。祖父和父亲都是饱读诗书之人，认为当时的八股取仕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才华，有悖人性，竟相继抛弃科举入仕之路，当了隐士。他父亲告诫他，人品学问第一、功名第二，故他13岁时，父亲就让他负笈就学于当时泰州学派传入罗汝芳，接受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强调重视人性，释放天性，这种思想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讲究的“君臣父子”观念格格不入。正是这样的思想熏陶和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成长为一个胸有抱负、刚正不阿、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青年，为他日后为民请命、为情呐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本。

照理说，像他这样的人，科举入仕应该不在话下，可在当时的明代社会，科举制度已经堕落腐朽，成为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明里考试暗里肮脏，而非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汤显祖因为胸怀大义、为人正派、洁身自好，不愿与当朝权贵陈继儒巴结，不肯与朝廷首辅张居正结党营私，自然屡试不爽，名落孙山。他把科举失利的愤懑诉诸笔端，写了篇类似屈原《离骚》的赋《广意赋》，以抒胸怀，还创作了戏剧《紫萧记》，依据唐传奇《霍小玉传》的爱情故事改编，以作消遣。1583年，新任辅臣张四维，为不重蹈张居正的覆辙，采取巧妙隐蔽手段，让34岁的汤显祖中了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进士，从此他步入了仕途。

入仕以后，他先在南京当了太常寺博士及礼部祭祀主事之类的小官、闲官，因无要事，就闭门谢客，读书写作，写了一些优美诗句，并在《紫萧记》的基础上，创作了第一部完整的剧作《紫钗记》。表面看他超脱自在，其实内心里他韬光养晦，装着民生，担忧国事。身在朝廷的他，虽说官微言轻，属“旁观者”角色，但对朝廷腐政痛心疾首，对朝廷辅臣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等人的胡作非为愤懑不已，正所谓“旁观者清”，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写就了《论辅臣科臣疏》，奏了一本，酣畅淋漓地把数年来积压心中的愤与忧和盘托出，揭露了辅臣、科臣的种种丑脸，抨击了朝廷的腐政，呼吁关注民不聊生。此疏一出，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偏远恶劣的雷州半岛最南端徐闻县任典史。虽然被贬，但他的“疏”产生了重大影响，申时行被迫告老还乡，杨文举觉得无脸见人病假回乡，他也因为有这样一道秉持正义的“疏”，后人以名臣贤哲的地位将他载入了《明史》。

典史是县令、县丞、主簿后的的“四老爷”，负责地方治安。他来到徐闻县后，尽职做利民之事，没有大砍大杀，而是用自己学习感悟的人文思想教育人、感化人，维护治安，用今天眼光看，是治本之策。这里，必须交待一下他的人文思想核心，他通过学习泰州学派，吐弃当时盛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禁锢人们的束缚和“存天理而灭人性”的以理杀人的思想，极力主张：一是“贵生”，即珍视生命，重视生命价值，认为人是最可贵的；二是尊情，即指人性、人情，认为生命应当有价值，尊重“人生而有情”，不应当压制，而应当尽可能满足；三是“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即对贫者、富者、贵者、贱者要一视同仁，反对权贵、豪强草菅人命；四是“天下之生皆当贵重”，即要以仁爱之心待人，反对“破坏世法”。显然，他的这种人文思想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积极进步但难以实现。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生坚持坚守这种人文思想，不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文坛。在徐闻县，他大力宣传“贵生”之类思想，因为十分新鲜，深受百姓欢迎，爱听他讲的人越来越多，为方便大家，他决定建一个“贵生书院”广泛传播，岂料，书院还未完工，他就被调往浙江遂昌县任县令。幸运的是这个书院人走院存，成为今人纪念他的瞻仰之地。

在遂昌，他一如既往地施行自己的“贵生利民”思想，打击地方猖獗的盗匪，维护百姓权益，社会治安好转。关爱囚犯这个特殊人群，很少用酷刑，他任职五年，遂昌没有一个用刑而死的人；大年三十，他作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给囚犯放假三天回家团聚，三天后按时回监狱，虽然他忐忑不安，但结果很好，没有一个不回的，这种尝试，让他更加坚定了贵生能使人向善、治理国家应以贵生为本的信念。他打破常规，不论穷富贵贱，不论是谁，一律公平征收赋税，有一个叫项应祥的朝廷要官，掌管地方官员的升降去留，多年来没有哪个官员敢得罪去收他家和族人的税负，他却没有畏惧，亲自给这位要员写了一封征赋书，晓明大义，这位要员虽然心中有怨气，硬着头皮交了，杀一儆百，一些观望的人也自然交了。百姓已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朝廷仍然大肆搜刮民财，又开设了矿稅，他实在不忍心看遂昌百姓受敲骨吸髓之苦，又无力改变，一怒之下，他弃官回乡，觉得是一种解脱，结束了自己仕途生涯。倘若他没有进步的“贵生”政治理想，没有为实现理想奋斗的精神，他有可能会成为平庸圆滑的政客、不倒翁，但他为民请命的好名声不会名垂青史，遂昌百姓不会为他建造生祠感激他的功德。

既然不能兼济天下，只有独善其身了。他回乡后，隐居林泉，读书写作，还建了一个“玉茗堂”的草堂，与友品茶、论文、交欢。他理想不灭，继续用笔这个武器思考，反观社会现实，创作文艺作品，唤起人们觉醒，坚决与“把忠孝节义当作至高无上荣誉、情欲是人间最肮脏字眼、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不把人当人看的理学观点作斗争，认为这是吃人、杀人的谬论，极力主张泰州学派的贵生观点和崇尚人性思想，积极为情呐喊。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第二部剧作《牡丹亭》（又名《还魂记》）于万历二十六年诞生了。这部不朽之作，主要讲述妙龄少女杜丽娘被父母严格管束，使她感到痛苦窒息，“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一次，她背着父母游花园，感受到了春天美丽、青春可贵，回来后，因感成梦，梦见自己遇见了手持柳枝的青年男子，双双坠入爱河，十分甜蜜，梦醒后自然是空欢喜，梦想与现实的反差，加上父母的责怪，她觉得生活无意义，就寻死了。不曾想，她死后，又遇见梦中白马王子柳梦梅，并与她结为夫妇，天上花神、判官被她感动了，让她死而复生，重续前缘。这出爱情故事，讴歌了真实的人性，抨击了理学毁灭人性和幸福的罪行。这部剧最大特点是构思新颖，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描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俗套，用大胆想象和真实细节相结合的方法，描写杜丽娘因情生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把爱情写得惊天动地、感人肺腑。其文学性甚高，诗情画意，描写动人。时至今日，这部剧仍是京剧、昆剧的保留剧目，人们百看不厌，经久不衰。

继《牡丹亭》后，他的思想开始日渐消沉，一直在入世和出世的道路上徘徊。先后写出了反映政治理想破灭的《南柯记》和对黑暗现实愤怒的《邯郸记》，后人将他的这两部记与《紫衩记》、《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除此之外，他还有诗2250多首，文100多篇，赋30多篇，尺牍六卷。1616年，他与世长辞，结束了苦难而辉煌的一生。

汤显祖是不幸的，他才华高迈，生不逢时，在封建理学猖獗时代，用先觉先醒与之斗争，决心冲破“理”的束缚，建立“情”的世界，当然倍受煎熬，实在太难。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不懈追求、奋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也留下了探索人生真谛的光辉典范，他为民请命，为情呐喊的精神风范不朽，值得后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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