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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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切尔诺贝利的亲历者之一，为了记录下那段真实历史中最原始的声音，花费三年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切尔诺贝利亲历者，最终撰写出这本《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2015年10月8日，阿列克谢耶维奇因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根据相关资料，这本书在国内曾出版过多个中文译本，在2018年中信出版社的最新译本出版后我就曾经读过，而当下的中国，让我到想到本书前言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下的这句：“我有时恍若觉得，我在记录未来”，以及李静睿近期在一篇相关的书评中写下的：“这是一个最适合重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刻，现在，当前，中国。”于是，我又翻出来重读了一遍。

当下的疫情和书中的事件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不过如果细读这些亲历者的讲述，你恐怕会悲哀的发现，可能本没有不同，今天的我们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已经有过太多的介绍，本不需要再重复，但我还是想结合书中的不同声音，从亲历者的视角，大致梳理一些关于这场核事故的基本事实。

上世纪苏联时期，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境内建造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26号凌晨1点23分58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大火喷射出的火苗铺天盖地，火光点亮了整个夜空。当时，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大火，在核电站附近居住的人们，甚至跑到自家阳台去欣赏火灾壮观的景象，有些小孩子还争先恐后地骑着自行车赶到核电站去看热闹。很难想象，与核电站比邻而居的人们没有基本的核辐射防护常识。

这一切就像是死亡发生前的回光返照。接下来的日子，核电站附近的居民纷纷被疏散和转移。起初，他们以为只是离开三五天，甚至还有人以为这是全城野营，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最终，他们发现，家乡变成了重度核污染区，他们被贴上了“切尔诺贝利人”的标签，从前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事故发生后，首先赶到现场的是核电站附近的消防员，大火没扑灭，消防员因为致命的核辐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为了扑灭大火，防止反应堆二次爆炸，由军人、飞行员、矿工、医护人员等组成的50万人，前往核爆炸的一线，做善后工作。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辐射清理人。

有些清理人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奔赴核战场，有些则是被欺骗被驱赶地上了前线，他们在对核辐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缺乏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与核辐射奋战7个月。自然，等待他们的是死亡和病变。虽然有些人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却生活在恐惧中，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写到这里让我想到近期在网络上广受指责、抨击、谩骂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教授，起因是管轶教授1月23日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过的这段话：“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现在看来，管轶教授的预测十分准确，至于从武汉离开当“逃兵”的指责就更有趣了，根据公开的资料，管轶教授作为微生物学专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去武汉，但采集不到任何动物样本，只能无功而返，然后自嘲一句“逃兵”，结果就被人上纲上线攻击了。要知道，管轶不是医生，和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不同，留在疫区没有任何帮助，实验室才是他的前线和战场。而且说实话，当时的条件如果换成是我，同样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离开；就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当时严重缺乏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眠不休的抢救病人，如果我是医护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也会当真的“逃兵”；所以，在这次的疫情中，这些勇敢逆行的医护人员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一群人。

这么长一段文字好像写跑题了。

面对这场核事故，当时的前苏联政府采取封闭式的处理方式，官方极力封锁消息，掩盖真相。事故刚发生时，没人告诉人们辐射是什么，人们还有条不紊地生活着。直到五一劳动节之后，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出来面对公众演讲，说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那段日子，苏联媒体报道的都是英雄故事以及人们战胜了核反应堆。

相较这些， 这场核事故带给人最直接的伤害，是核辐射导致的肉体的死亡、病变和残疾。这种疼痛会痛到什么程度呢？说实话，亲历者描述出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毛骨悚然。很多亲历者常提及，死亡似乎成为了一种解脱，因为活下来的人，还要经受各种病痛的折磨。这些的疼痛的回忆，让我不忍把它们摘录到这里。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到切尔诺贝利纪念日，有一句话总会被提到：比核爆炸更恐怖的是谎言和欺骗。

白俄罗斯能源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在回答作者的提问时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了实情，却还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不去广场，不去呐喊？我们写了报告，我已经说过，我们有工作笔记。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因为纪律。”是呀，如果不保持沉默，轻者被训诫，被中央媒体声色俱厉的警告；重者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前斯拉夫哥罗德区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维奇·伊万诺夫，书中唯一接受作者采访的前苏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下意识地仍然想推卸个人责任，强调自己只是遵从命令，因为他收到“从中央委员会来的电报，从州党委会来的电报，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允许出现恐慌。事实上，恐慌确实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对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报道严格审查，就如同战争期间害怕来自前线的消息一般。恐惧和谣言非常危险。人们并非死于辐射，而是发生的各种事件。”

恐慌，而非爆炸，而非辐射，而非病毒，是最大的敌人，这永远是“国家”（此处非用词错误，为你懂的的某些人的代称）的第一反应，简直成为他们的一种本能，哪怕在事情发生多年以后，这位书记依然认为“因为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只是依照上级的政治考虑行事”，经典的艾希曼式辩解：我不知道，我听上面的，我没做错。只是无论如何辩解，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

一位被转移的名叫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利扬斯卡娅的乡村教师回忆说，“关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得不到一点儿信息，政府不说话，医生也装哑巴。什么回应也没有。区里在等待州里的指示，州里在等明斯克的指示，而明斯克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事实上，前苏联政府不仅封锁消息，还控制媒体去制造一派欢乐祥和安全的假象。

为了避免恐慌，虽然有一些防护措施，却不积极组织开展。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下级盲目服从上级的命令，并且配合上级去封锁消息、掩盖甚至篡改事实。所以有人说，这场灾难为苏联的解体敲响了丧钟。连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也说，切尔诺贝利暴露了苏联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没有责任感等等。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文过饰非。

仅记于2020年02月15日19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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