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巜鼠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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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

前天出去看见树底下丢弃的口罩，想着加缪的《鼠疫》，又见一帅哥骑着单车戴上口罩，风一般溜走了，突然感觉空气有点紧张了，本来不以为意的。当时还在思忖，心理病也易传染，由于群体心理效应，也许我过于敏感了吧。

昨天傍晚看见大部分人都戴上口罩了。广东人少不了的迎新春项目：逛花市，今年热闹稍减。

也许一部分武汉巿民现在心理非常脆弱，需要心理舒解。因为一位在武汉的书友说屯了一个月粮食，宅了几天，现在一提到肺炎，她简直像哭求着大家不要谈这些。处在重疫区，长期被隔离，各种流言，会让他们产生精神方面的压力和疾病吧，希望人们心理要强大，社会理性而正向疏导。

感染者数字可能随时变化增高，哪一个地方突然增多也不稀奇，因为到处是传染源，只不过是人为地域划分便于分析了，心情非常沉重，新春伊始，祈福中国。让我们读一读加缪的《鼠疫》看能否有所启示：

读巜鼠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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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鼠疫》的创作背景及故事梗概。

大家知道，加缪有“三部荒诞作品”，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它们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加缪又创作了三部反抗型作品：长篇小说《鼠疫》、剧本《正义者》和理论力作《反抗者》。我们发现，从表现荒诞到行动反抗，也是与加缪思想自然的发展脉络相称的。

巜鼠疫》故事发生在法属自治的阿尔及利亚，围绕一场席卷全城的鼠疫为中心，通过对身处其中不同立场人物的刻画，来呈现物质漩涡中，人本身的精神状况，从更普遍的概括中，讨论人存在的价值。这些角色身上，既有如医生里厄为工作服务群体自始至终的坚守，也有如朗贝尔一样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既有塔鲁一样无政府倾向的个人主义者，也有如神父一样知行合一的精神圣徒。从疫情前的平静安宁，到疫情开端时的混乱与恐惧，至疫情高峰时的死寂与麻木，以及疫情结束时的狂欢与虚无，整个故事线没有错综复杂的逻辑曲折，更像是一部写实的报告文学，但正如加缪所言“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通过构建自己的语言世界，通过设置这个世界中的标准，从而阐释自己的思想。

2

本书以丹尼尔•笛福一句话开篇，不容忽视加缪寄寓这本小说的意图：

“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

我想，巜鼠疫》开篇这句话是说鼠疫发生在现代城市，作者表明是一场虚构事件，但却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或者说以虚构的小说来表现加缪的哲学思想，不过是一体两面；亦或，表明看不见的信仰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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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细读文本。

先是看见一座平凡城市里市民平庸生活的特写，一座昏睡中的毫无觉醒的城市——奥兰市，作者直戳这个星球上众多城市的平庸代表，表面轻讽的口吻，实际是抑压着的严肃的痛心力量：我们忙碌于商业和赚钱，缺乏时间和思考，司空见惯，渐渐枕在习惯的机器上安眠，以致鼠疫爆发，这座城市毫无应急预案和防备心理，市民的各种惊惶失措……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生活被以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宴会和联谊会。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奥兰市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人平庸安适，以至鼠疫突来将卷起一场大风暴。

火车站。主人公里厄医生出场，是以一个严谨而坚持的形象出现的，送别久病的妻子去城外疗养，由于工作繁忙疏于打理情感，里厄的亏欠与对方的试图原谅，欲说还休。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其实没有未来，这一行成永别，30岁的妻子在鼠疫结束时，于异地客死他乡。

记者朗贝尔被派来采访。里厄对他说的话可窥见他的人格：“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里厄医生与记者的对话，显示里厄的行为准则——拒绝和不公正的真相发生关系。相反，在官方压力下，作为陈述现实的记者却表示会有所保留和隐瞒，因而作出片面或不实报道。

鼠疫不幸发生在里厄那栋楼的守门人身上，门房是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奥兰小镇第一例死亡病例。 “守门人”在这里亦可具有象征意义，他的感染，象征鼠疫现在已悄无声息、鬼鬼祟祟攻入奥兰“城门”。

人们开始在老鼠身上发现疫情征兆：“夜晚散步者走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人感觉踩到了刚死还有弹性的小动物尸体。就好像我们的楼房扎根的大地本身长了疖子，在体内积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市民黏稠的血液循环突然紊乱起来！

里昂医生接到市政职员约瑟夫•格朗的电话，他称邻居科塔尔上吊自杀未遂，要医生去瞧瞧。

“门房之死，前期的惊异逐渐转化为惊慌失措了。正是从这一刻起，恐惧，以及恐惧带来的思考，便开始大行其道。” 这段话呼应开篇市民庸碌生活不善思考的状态。很多时候，正是恐惧迫使人思考。恐惧作为基本情感体验，是影响个人或者群体行为作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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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里厄医生撰写，引用了旅行人士及社会活动家让·塔鲁的许多笔记记录—— 一位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偏爱记录生活琐事细节，正好弥补官方和史实偏好记载重大事件的缺漏。塔鲁记录这座城市的有趣细节，显然他为这座城市奇特人性的复杂着迷。我们来看塔鲁的记录：

他观察到，一位老人爱飞撒纸片，吸引小猫过来，然后猛地向它啐一口痰。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正是鼠疫的征兆），老人失去了折磨对象而郁郁寡欢，他还是习惯性地吐了一口痰，以示复仇，吐向虚空。

人啊，总是在寻找可寄托、可依靠的事物，怎料，生命是孤独的个体，若说能寄托、能依靠的，那便只有人生命自身了，又何曾想到这也是虚无呢！

然而，人是生产意义的动物，活着就不免觅寻意义，其实生活本身就是意义，不管是平淡琐碎无聊，亦或不痛不痒、小有起伏或大灾大难的动荡，人所经历的一切，有时如此荒诞和偶然，它们作用于人时，甚至不管当时有没有意识，都自显其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人与环境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当然我这么说是肯定人生，肯定人性，区别于它物，在任何时候，准备承受苦难和虚无……这无关逻辑，只是一个或许必要的信念……

塔鲁也有些奇怪的私人嗜好，比如他提出问题：怎么办才能避免浪费时间呢？答案：在时间的长河中体验。比如选择路程最长、最不便利的线路乘火车旅行……注意这个词 “体验”，生命在时间之中，这种在崎岖人生路上的体验、追求和认识，或许是他选择的生活信仰，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找到内心的安宁。但是最后，我们不无遗憾又心慰地知道，他为了这个信仰被鼠疫击倒死亡了。

同行里夏尔医生打来电话，死了两个人，从发病到死亡，只两三天功夫。

老医生卡斯泰尔讽刺政府为稳民心的不透明公告。 这不可能，众所周知，瘟疫已然从西方灭绝了！人们总是乐观又健忘，不防备灾祸的突然降临。所以“他们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

里厄大夫静默着凭窗而眺。窗外春意盎然。窗内，“鼠疫”这个词还像烟雾在室内缭绕不休，这个词不仅具有科学所赋予的恐怖含义，历史以来，还拥有一幅幅长长排列的受难图景：

“如雅典闹瘟疫时飞鸟绝迹；中国的城市到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摞在坑里；普罗旺斯地区筑起高墙，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飙；君士坦丁堡医院，潮湿腐烂的床铺，用钩子将病人一个一个拖走；米兰活着的人在墓地里交欢；在惊恐万状的伦敦，车水马龙，都载着死尸，到处都回荡着持续不断的号叫……”

蔓延的想象，挟持理性从窗外飞回到内心，里厄大夫心里紧了一下。

这一段里厄凭窗眺望的心理活动描写令人拍案。从里厄眼中与恐怖对立的平静如常的环境起笔，随着里厄想象认知中的苦难景象蔓延，再由里厄的理性让这种想象戛然而止。我们完全可以跟着作者的文字去体会当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在我面前铺开时，会经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每一天激烈的历史洪流都伴随着地球无动于衷的旋转。

市政府小职员格朗，他的“苦行僧”形象刻画也非常精彩，他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品行端正，又不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这样的解读未免简单，格朗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高于现实的那么一点点理想，他讷于言辞，生活困顿，爱人让娜因误会而离开了他，于是他一辈子都在写作一本书弥补表达……

格朗的离散的婚姻，像极了大多数现代被生活的庸常拖垮的疲惫婚姻，令人唏嘘：

后来，让娜走了，留下一封信：“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高高兴兴离开的，但是，不见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

连一个普通公务员都如此真诚善良的城市里，鼠疫不该来危害如此淳朴的居民吧！但事与愿违，一种事实理性判断与情感不愿接受的反差，也就是所谓“荒诞”之一吧！

高烧症天天飞蹿，第四天死亡病人三十二例。当局宣布在一家幼儿园里开设附属医院。

在里厄的争取下，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暂定“鼠疫”名称的合法性，由省长代表省政府至上而下，以铺展卫生防御隔离工作。

政府一味采取安民政策，担心引起全民恐慌，但于现实的危急处理不利，应即时牵头发布具体的预防阻离措施，从组织落实到个人的行为，但是， “会议后第二天，高烧病症又跨进一步，甚至见报了，但只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似的报道一下。” 因为人不乐意相信自己可能是灾难、疾病和命运的被迫承受者，更愿趋向光明的逃避，自欺欺人。

5

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终于给殖民地省长发布电文：“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加缪采用了广角视角，让灾祸、行动与生活同行，各在轨道上运行，其实又搅和一起哪能分开，生活就是这一锅杂绊，每个人在其中，平时感觉自由散漫，重大灾难才意识到这种丝丝缕缕的联系。只要人还在，生活本身就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修复能力，人类由此生息繁衍、生生不息……

格朗向里厄讲起案犯科塔尔，他自杀未遂，这是一位矮小的吃年金者，边缘人物，因有案底随时可能被捕而过度紧张，曾上吊自杀，被格朗救下。鼠疫爆发封城后他如鱼得水，因走私而阔绰，还想帮助记者朗贝尔私自出城。疫期结束后，他有令人大跌眼镜的结局。

作为医生，里厄十分清楚鼠疫对全城人的威胁，灾难与责任的沉重感让他在街上，在孩子的天真无邪面前，突然感到恐惧与爱的冲撞，他突然变得无法直视孩子清澈的眼睛了。与科塔尔的畏罪躲避，巴不得地震来袭城市使之夷为平地，掩盖他的罪恶成对照。

宣布全城封闭后，市民如流落在一座绝望的孤岛，各种流亡心理不觉而生：

“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禁止通信，以免疫病传染，只许严控的电报，由智慧、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了。”

我们发现，危情之下，繁茂的词语浓缩到只剩枝干，就如同生活本身的极简要义。而最后，格朗那本致前妻让娜的书，去除了所有形容词修饰，似乎也是对真正生活的老实敞开。

鼠疫一流行，市民都空闲下来，只能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打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回忆里，因为他们漫无目的，鼠疫带来流放感。他们渐渐变得没有时间感了，因为疫病流行也许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人们看不见尽头，前路渺茫。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

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要求对未来不致绝望的想象，未来缺失，鼠疫让想象的火花枯萎，人生只剩下唯一当下的瞬间了。

离家而滞留于奥兰市的旅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恋人可爱的面容，双亲的慈爱，家乡呢喃的燕子，比真实更逼真的形象映在心上永久的居留地，让他们对外部世界视而不见，失去感知能力。

鼠疫后，人们的心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淡漠、消沉和沉默的呢？而意志消沉时，情绪便容易受扰，忘记了自身主人公的地位，成为身在局中的“局外人”。

“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如果偶然谈一谈自己的感受，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表达的，确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传递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对方则相反，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市场上叫卖的痛苦、系列化的忧伤。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纳市场的语言，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最后，切肤之痛往往也同样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了。”

“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注意这句话富有深意，“瘟疫”字已延伸出它的字面意义，它代表本书的主旨，具有多重象征。

当局者迷。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的，灾难来临，感性的亲情友情爱情就越被激发出来。人在绝望中都会展现的想法，太真切了，一个一个在自己的过往中画地为牢。以上段落，实际上是作者发现了‘曾在’ （过去的我）与‘存在者’（当下的我）的不能重合于主体（当事者）的分裂现象，他们被撕碎了！

灾难总会引爆人性，将从对外的探索转为对内的审视，甚至会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让人无法抉择，却又不得不去抉择。奥兰城贸易全面瘫换，市民沉缅于个人悲痛的指责或悲痛后的麻木之中，这座城市渐渐滑向它的坟墓。

记者朗贝尔想逃离奥兰城，请求里厄大夫开具健康证明，里厄大夫拒绝了，因为他无法证明朗贝尔在接下来的逃离途中不染疫病。

朗贝尔认为，他不是为了写报道才生在世上的，也许他生的意义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而公共利益应由个人幸福构成。

朗贝尔指责里厄，说他生活在抽象概念中。但是，在里厄的医院里，鼠疫的胃口倍增，平均每周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概念吗？那不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生”与“活”吗？

对于朗贝尔而言，英雄主义并不比个人主义高级，他只为所爱之人活着。然而这对于里厄来说就未免有些太过个人理想主义了，但里厄没有指责。从某方面说，个人选择有其正当性，加缪很清楚这点，所以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也“任性”得让人喜欢。

不仅体力透支，里厄工作上还受心理煎熬：“天天晩上如此，母亲面对子女腹部呈现的所有致命的鼠疫症状，无不失魂落魄，大声呼号；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里厄的胳臂，徒费多少唇舌，接连许诺，接连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护车的叮当铃声引起歇斯底里的发作，而这种发作跟所有痛苦一样，全都于事无补。天天晚上总这样千篇一律，长时间的出诊之后，里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只能面对长长的一连串无休无止地更新的相同场景。不错，鼠疫，作为抽象概念，实在单调得很。里厄方始憬悟，当怜悯成为无用之物时，大家就都鄙弃了。对朗贝尔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与他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但是他同样知道，抽象概念有时比幸福更为强势。里厄就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间沉闷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

是的，抽象概念有时虚无，有时却是比现实更强大的东西，它可以谓之一种“爱的理想和信仰”，让我们行动服从于它的召唤。

上面是里厄对鼠疫从困惑、痛苦到疲累 “冷漠”的发展心理，有时候我们过于苛求，殊不知这是他们见惯生死后开启的一种情感保护机制。其实，大夫对于“鼠疫”这个抽象概念的认知，已经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因为他意识到，只有理性，才能帮助他彻底了解鼠疫并阻止其蔓延。我们知道，加缪的理念之一就是：人在处于“荒诞”中时，唯有反抗才是唯一出路。从抽想到现实，也是人们逐渐面对，逐渐醒悟的过程，人的生命中，与荒谬、不合理的事物作斗争，这也是人之为人存在的道理。

鼠疫带来的压抑，在里厄身上、在格朗身上、在每一位市民心上，在每一位行人身上，在每一次短促而尖锐的市声里……

在街上，格朗与里厄遇见一个疯子，格朗紧张得发抖。“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城墙里就只有疯子了。”里厄说道。他身心疲惫，觉得嗓子眼儿发干。格朗要了一杯烧酒，以从未有的海量，一饮而尽，里厄恍惚觉得夜色到处都充斥着哀吟。漆黑天空的某处，隐隐有呼啸之声，让他想起那无形的灾难正持续搅动着暑热的空气。

格朗念手稿的低沉声音传到耳畔：‘五月一个明媚的清晨，一位曼妙多姿的女骑士……”

格朗出书的希望和梦想，会在鼠疫的严酷前消磨怠尽吗？格朗是自我要求严格的写作者，他能挨过鼠疫过后修改完稿子吗？也或许，这个信念让他得救？它是鼠疫城里唯一能放飞的一只风筝了。我们读到这里想哭，格朗明明大半生都生活在没有前途的日子里，但他却在这个令所有人都绝望的非常时期，那么地充满希望。格朗是具幻想艺术气质的人，与前面几位务实沉稳的伙伴不太相同，加缪写出了他穿梭在幻想与现实生活的窘迫和可爱，他那永远在涂抹修改的书里的第一句， “枣红色的骏马，夜色下，温柔的骑士夜奔，”这么美丽而狂飙的字句，或是他被现实击碎后的生活的重建，他失败生活寄予的理想吧！那么，格朗的书写风格，从华丽描写到褪去华丽，只剩光秃秃的枝干的挺立，也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吧，仿佛和《鼠疫》这本书的寓意相照。

记者朗贝尔请求逃出鼠疫城受阻，遇见形形色色的官方人员脸谱图：他们相互推脱，并且用繁琐的操作流程来逼退前来办事的人员，真实反应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他们可分为形式主义类，能说会道类，有权有势类，浅薄轻言类，按部就班类，忙忙碌碌类，墨守成规类……各个时代，他们的面目，总是那么似曾相识。

在鼠疫横行的奥兰市，记者朗贝尔身体被囚禁此地，但身份得不到当地官方认可，被悬置起来，又回不去他爱的巴黎，他成为身份不明人物，被抛在了边缘地带。巴黎，是家和爱的象征。这里，加缪具体描写了一个身份尴尬及为鼠疫影响的游魂，游荡街头，失魂落魄的无力、中空和虚无感，一寸寸失去希望，连挣扎都毫无理由，似乎只等绝望心灰意冷收割进它的篮子……

他的角色设定，从一个置身事外者、徘徊者到局中人和参与者，这个转换是艰难的，历经内心挣扎的，也很有典型的说服力吧，朗贝尔这个人物设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观看视角，可以更中立客观，跳脱于奥兰市市民单一的视点，而丰富文本。

“朗贝尔也时而到火车站长时间逗留。站台入口封死了，朗贝尔走过去，辨读旧的列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以及列车警方的规定。看罢，他就到一个角落坐下。大厅里昏暗。墙壁上张贴的几份广告，宣传到邦多勒和戛纳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朗贝尔在此接触到了一种在极度贫乏中能找到的可怕自由。”巴黎的一切都在朗贝尔心头萦绕，妨碍他去干任何具体的事情。里厄认为，朗贝尔将巴黎等同了他爱人的形象。

当人的精神世界趋于真空的时候，那样的身心自由真是可怕！而在绝境中，美好的回忆，与现状的残忍反向对比，曾经得到而现今又失去的，回想起一丝一缕(包括不曾珍视的部分）也许都会将人拉入苦痛境地。

城市在鼠疫和暑热的双重压力缓缓死去： “有些住宅里传出了呻吟声。预警惕厉这么长时间之后，人心似乎变硬了，在生活中，走路时，听见旁边有呻吟声，无不当作人类的自然言语。”

广播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是每天死亡的人数，因为一百三十要小于九百一十。

塔鲁也记录下了奥兰城瘟疫惊心动魄的场景：“人们打开一扇窗户，嗷嗷大叫两声，随后又放下百叶窗，关住房间里的浓重黑暗。折磨猫的老人窗户固执地紧闭着，将一种很好理解的忧伤关在里面。”比传染病更可怕的是人人都染上了心理疾病。倒是一位老哮喘病号无视时日，悠悠说：“一块表，又贵，又是个蠢物。”他仍然一锅一锅慢吞吞倒腾豆子，以标志一天时间的划分。

的确，对无边苦难来说，计时器毫无用处，而我们仍会本能和惯性地倒腾豆子，总有一些人，这种生存本能如此强悍，不至于让我们的种族灭绝……

6

疫城市民生活情形大致如下：所有人都背对背，以免相互传染。没有明日，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是的过于苦难，人们不能承受时，就会疑心上帝的存在。墓前纵欲式的逃避早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人的欢喜，明明知道已经是一条不归之途却又贪恋那片刻的激情与爱欲，甚至标榜这是“向死而生”的涅槃。

里厄与塔鲁追寻的不是人类命运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从社会与真理中挖掘自己。在一片放纵的颓废背后，我们依稀听见他俩关于信仰与苦难的对话：

里厄说：“世界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那么人不相信上帝，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表示赞同，“但是，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我知道。但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回答冲口而出：“是苦难。”

我们在此看见了一个对既定命运的反抗者形象，不错，它由里厄医生的形象显现，也是加缪着力塑造的思想容器：从某方面说，人因反抗他的苦难而存在。

疫城行将死亡的阴影如此压抑，两位同伴握手战斗，增添了一线希望和力量。里厄反过来问塔鲁，他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要参与救援疫城。塔鲁说：“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什么道德观？”“理解。”

里厄与塔鲁在鼠疫面前，在最高信仰方面不谋而合，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狭隘，把群体共同体利益置己之上。塔鲁踊跃组建卫生防疫队。面对危难，里厄和塔鲁志同道合了。

塔鲁是反对杀人的社会活动家，他宁愿相信：“世间的罪恶，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蒙昧的，而没有真知灼见，明察秋毫，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我们在这里隐约看出，为什么说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论点。

医生里厄、老医生卡斯泰尔、社会活动家和旅行者塔鲁、行政人员格朗都是非常务实、沉稳、实事求是的人生和工作态度。这一批人都是做着顺理成章的事，加缪并不认为需要被过分赞扬。加缪一再表明了这本书的风格，对小人物、真理的实事求是的陈述，绝不夸饰：

“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格朗之类的人），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

我们看出，在加缪那里，“英雄主义”反倒成为了一种抽象概念，而人的具体行动，它的每个细节，他燃烧的理想，他对现实禁锢的反抗，这才证明一个个人，这个个人就是加缪眼中的英雄。

因为普遍性的词汇概念并不一定适合个体，个体的真理是活出来的，经常被宏大叙述淹没了！真正的伟大都是渺小的，是低到尘埃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平凡中每一个执着，是不放弃生活的每一寸努力。然而世人记住的大多是那些高呼口号的英雄们，那些以假乱真的符号们。是的，反抗！我们再次看到加缪为个体存在的反抗精神辩护。

科塔尔畏罪自杀，未遂，警方因鼠疫而松动了追查，他现在倒卖起紧缺物资，发起鼠疫财来了。

朗贝尔通过科塔尔认识的走私团伙，花一万法郎，买通守岗士兵，准备逃离疫城。出城可能被枪杀，塔鲁劝他留在自己组建的卫生服务队，朗贝尔经历了内心复杂的心理交战。街区核查户口，实施二十四小时封锁。组织出城的贡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未能通过路障。记者朗贝尔第一次出城计划失败。

朗贝尔指责人为理念，为英雄主义而活，他认为这是背离了爱和情感的错误。他宁愿为爱情而活。里厄告诉他与英雄主义无关，自己是为诚挚而活，而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记者朗贝尔和医生里厄有如下的一场对话。

里厄语气和蔼地说道：

“人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记者朗贝尔跳下床，激动得满脸通红。

“这是一种理念（指里厄们坚持在疫城毫无希望地挽救病人）而且从背离爱的时候起，就成为一种短视的理念了。恰恰如此，我们再也不能爱了。”

里厄站起身，脸上突然显露倦怠的神色，说：

“朗贝尔，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哼！”朗贝尔恨恨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选择爱情，也许确实走错了路。”

“不，”里厄有力地说道，“您没有走错路。”

正如书友所说：《鼠疫》中的多个正面人物，比如朗贝尔、塔鲁、里厄、帕纳尔神父，他们性格、理念都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在为真实的自我而作出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存在，来自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生定义，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无论别人怎么看，无论世俗怎么定义，个体的意义只与个体的自身设置有关。

朗贝尔后来的转变，以及里厄与塔鲁对于朗贝尔的态度，非常清晰的展现了这种观点。当定位为局外人时，朗贝尔就一心要离开这座城市，回到爱人身旁，这与道德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也正是如此，里厄与塔鲁能深切理解与同情朗贝尔，既无道德制高点的谴责，也无说教式的劝说。当转变自己的想法为局内人之时，朗贝尔又不顾生与死的投入到救助中去，这也不是什么人性的伟大，而是自我定义的改变。里厄与塔鲁，也同样拥有着这样的价值观，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他们人生定义的集中体现，而非任何一时的功利性冲动。

加缪的笔触，显然旨在在弱化那些美好词汇，对于人性的赞美，同样也在弱化那些消极词汇，对于邪恶的批判。人的价值在于人本身，比起毫无思想可言的行尸走肉，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行善或者作恶的评判，而是人能否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自己的标准去实践，去存在。

（待续）

2018年写

2020/01/24改

以上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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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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