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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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张毅，在《当代》《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红岩》《散文百家》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散文入选多种选本。

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依德写文化身份情境《乡关何处》一文时说，要记载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一部属于离乡背井、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的回忆。“乡关何处”的迷惘，可以说是20世纪文化情境下，解析人类自我迷失的一把钥匙。对离开故乡的人而言，则存在一个被城市认可、融入和接受的过程。

你是哪里人？你老家在哪里？在这座移民城市，“老家”是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

高密是我的出生地，祖辈在那块生长高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人丁兴旺。来青岛前父亲阴着脸说：上那地方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听到这话如同有堵墙立在我和父亲之间。那时，从老家高密到青岛,中间有十几个车站。我最早坐“火车”是从一个小站上车，那个车站叫姚戈庄站，是胶济线一个四等小站，建于德占胶澳初期。现在这个小站已经废弃。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两条钢轨在阳光下延伸着，信号灯像老人昏黄的眼。一辆火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了，我是被父亲推进车厢的。那时，高密到青岛90公里的路程，火车要运行四个小时，早晨出发，中午到达。

我最早住在青岛一条老街上。老街路面是石条铺的，周边散落着上世纪初的德式和日式建筑，铁路与港口在附近交汇，货轮汽笛和火车的尖叫声此起彼伏。租界时，老街有很多卖丝绸、烟土和洋火的老子号店铺。解放后，政府把店铺拆了，盖了几排二层楼，灰砖红瓦。因为潮湿，门前长满了青苔，房门响起的时候，浑浊的吱嘎声在街上回荡。雨天时，雨水沿着瓦缝往下淌。晴天时，家家户户在窗口横根竹杆，人们把衣服从箱子里搬出来，在太阳下晒。老街到处是海藻和臭鱼烂虾发出的气味，还有房间角落里的潮湿霉味。这些复杂味道只有大风才会把它吹走，换上一些新鲜空气。

老街居民大都是岛城开埠以来的移民，虽非土著，大约也在青岛生活了近百年。我们二楼住着六户人家，邻居共用一个厕所和水池。经常天不亮就被各种声音弄醒，开门的声音、做饭的声音、咳嗽的声音、下楼的声音……外面黑乎乎的，看看闹钟，差十分六点，那是王姓邻居去赶电车了。他是一个火车司机，每天赶5路电车去郊区一个小站。早晨洗漱时，人们把水舀到脸盆里，不断传出牙缸和脸盆的碰撞声。走廊墙壁斑驳脱落，每家门口都有个砖砌的煤池子、几双旧鞋、一辆旧自行车和过冬食用的大白菜。楼顶常有一只猫，绿幽幽的眼睛像在下雪，它在逮老鼠。猫在墙头、路边以及灯光暗淡的角落里不断跳跃着，它总是对我视而不见……

窗外，一辆有轨电车开过来，慢慢在街头停下，很多乘客下了车，电车慢慢开走了；夕阳西下，海面飘来一艘木船，妇女们急匆匆朝码头走去，海风吹拂着她们。她们手搭凉棚遮挡正在下落的太阳。海边的小码头上，几根腐朽的木桩立在那里，旁边有几条陈旧的木船，木船被一根乌黑的粗麻绳拴着，在水面上晃晃悠悠，仿佛是被风摇动的一片叶子。人们把船拖上岸，系住缆绳，收好帆和桨。鱼在网里跳动，人们背起鱼网朝岸上走去。石子路斜坡向上，通往老旧的楼梯或幽暗的木门。

我住的这栋楼没有门牌号，因为条件太差，朋友问起住处时，我总是语焉不详。我说，啊，那地方就是一个胡同，进了胡同往左拐，再往右拐……我住的房间阴暗潮湿，白天见不到阳光，蟑螂是这里的常客。白天，蟑螂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夜里一开灯，就可以看到地上、桌上大大小小的蟑螂四处乱蹿。碗碟每天吃饭前都要冲洗一遍，因为碗碟上经常有蟑螂的痕迹。一个夜里，儿子突然被什么惊醒，他在床上大声叫喊。我赶紧起来开灯，发现枕头上有几只蟑螂,正瞪着眼睛和我对峙。我举起苍蝇拍,蟑螂迅速跑到枕头下面，我翻开枕头，蟑螂又跑到床下。我拿起手电筒，翻身跳到床下，蟑螂继续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用苍蝇拍扑打过去，蟑螂却消失了。我翻开家具、纸箱、暖水壶，发现目光所到之处，都有蟑螂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和蟑螂的斗争直到搬离老街才结束。

某个冬夜，我在家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这是一部讲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电影。《乡愁》叙述了一位俄国教授——戈尔恰可夫在意大利与美丽的女翻译——多梅尼科间微妙的关系，以及置身异国他乡时的记忆和梦幻心理。戈尔恰可夫对多梅尼科的访问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造访，是两个民族心灵的对话，其意义不亚于人类访问火星。多梅尼科的死则使戈尔恰可夫失去了对生命的尊敬，他决定回俄国，不久便悬梁自尽。影片中，我更注意多梅尼科和狗的一组镜头：人与动物息息相关却又爱莫能助，最后是多梅尼科渐弱的眼神。《乡愁》里有一组关于“家”的片断：草坡上的房屋在烟雾中时隐时现，远处有几棵树、两匹马、一只狗以及乡亲忧伤的身影。画面透着对家园深切怀念和永远无法回归的情愫。在这里，塔可夫斯基要说的不是具体的“家，”而是关于人类深层意义的心灵史。

电影的乡愁气息深深影响着我。“乡愁”对于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思念，它常在某个时刻悄然来袭：月圆时分或当夕阳西下，一片落叶打在自己肩上……老家是一个安静的乡村，一条河响在记忆深处……童年总是被一场大雪笼罩着。雪落在肃穆的树枝上，落在高高堆起的草垛上，落在故乡开阔的平原上。北风从村后的高坡鱼贯而来，发出“呜呜”的鸣叫，河流冰冻的声音从地表传来。读高中时，我每天迎着寒风，用棉帽蒙住脸，步行10里去县城求学。雪野里，我像一片雪花随风飘荡。冬天过去，暖风频吹，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一串串钟乳石一样的冰凌在暖风吹拂下，发出隐隐的爆裂声。能够看出冰凌日渐缩短，冰水从冰凌尖上落下，在地上溅出一个个小土窝。夜里偶尔传来冰凌的坠落声，让人梦里多了几分凉意。白天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串冰凌在屋檐下摇摇欲坠，好像不会坠落，就在我转身之际，身后突然响起一阵破碎声。我在那个村子看见生命中第一场雨和雪，听到亲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知道了黑夜与白昼的关系，懂得了四季轮回的规律。现在，那个村庄已被一片厂房覆盖。

我有个邻居叫阿芳，她的家在重庆巫山一个小镇上。她来青岛前，家乡的小镇已经被水淹没。巫山我去过，那是我和老三峡的告别之旅。我们坐的是宜昌去奉节的渡轮。那艘渡轮有些旧了，船体锈迹斑驳。渡轮在江里行驶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渡口停下。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县城叫巫山县，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她指着老城的房子说，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巫山，这里明年就要被水淹了。果然，三峡大坝截流后，巫山老城被淹没在水下50米深处……阿芳有个五岁的儿子，男孩眼睛很大，一脸忧郁。阿芳不在时，男孩常在街上张望，几个打工者每次走到这里，都爱逗他玩。他们说，小孩，把你的小鸡鸡露出来让你爹看看。男孩就劈开腿，把小鸡鸡露出来。

打工者嘻嘻哈哈笑着说，小孩，叫爸爸。叫我爸爸。

男孩扭头说，你不是我爸爸。一会儿我爸爸来揍你。

我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打工者听完笑着说，

你爸爸？连你妈都说不清你爸爸是谁。哈哈……

傍晚，阿芳去上夜班了，留下男孩自己在屋里。路边店门早已关闭，淡淡的灯光随着地势上升，静静地悬在远处。有几次我半夜去厕所小解，迷迷糊糊看见阿芳从楼下走来，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男人。时间长了，我知道，阿芳是发廊的按摩女。阿芳有个男朋友，也是三峡库区人。他们是在打工时认识的，两人同居后，阿芳怀孕了，后来生了孩子。他们经常为了生活争吵，因为钱总是不够花。为了把孩子养大，男朋友去一个煤矿挖煤。有一天男朋友回来说，要和另一个朋友去外地贩水果，大概半年时间。阿芳说你就去吧，只要能多挣些钱回来。男朋友去后一直没回来，阿芳一打听，男朋友在外面又有了一个女人。

夏天的傍晚，老街路边摆了许多桌子，空气中弥漫着馄饨和烤鱿鱼的味道。很多游客在这里买几串烤鱿鱼，喝几杯啤酒，然后依在栏杆上看海。小伙子们粗鲁地笑着，姑娘们在窃窃私语，人们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我有一次路过阿芳的发廊，看见她正在给一个年轻人做按摩。那天，她穿一件粉色的紧身内衣，露出深深的乳沟。年轻人的头挨近阿芳胸前，她的十指在年轻人头上、面部、脖子上起伏着，她的胸总是有意无意地碰着年轻人的头。年轻人闭着眼，显出一副陶醉的表情。那一刻，阿芳仿佛在年轻人身上用了巫术。收音机传出一首流行歌曲：雪在烧……雪在烧……风中的花朵……绝望地奔跑……年轻人做完按摩刚走出门，进来一个中年男人。男人和阿芳私语了一会儿，便随着她去了里间……半小时后，阿芳和中年男人走出来，男人把钱塞到阿芳领口，顺手摸了一下她的胸，转身往门口走去。阿芳说了一声，再来呃，刘老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臭男人……晚上十二点后，卖馄饨和烧烤的商贩撤了摊位，老街立马清冷下来。发廊里传来“雪在烧，风中的花朵，绝望地奔跑……”歌手嘶哑的声音在货轮汽笛声中忽隐忽现。

我另一个邻居姓刘，80多岁，是最早的岛城移民，住在不足8平米的陋室里。他年轻时在码头做苦力，现在老了。问他老家是哪里的？他说记不得了。刘大爷是个修鞋匠，每天坐在老街路口，戴一付老花眼镜，反复用锤子砸一双鞋。他偶尔会抬起头来朝远处看看，然后点一支烟。烟是“葵花牌”的，两毛钱一包。抽到半截，用手掐灭，放在工具盒上，等下次再抽。刘大爷每天自己生炉子做饭，烟薰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夜里，他咳嗽的声音像是楼顶掉下来一块砖头，老远都听得见。我有时担心他一口气接不上来，就背过去了。有段时间，很久没看见刘大爷出来修鞋。那年除夕，街上已是焰火满天，老人早早把门关上了，他已习惯了孤独。我在门外敲了半个小时，只想送上一句问候，他开门后满脸泪水。正月十五晚上，刘大爷在隔壁喊一个人的名字。从那天开始，他晚上都在喊那个人的名字，像在哀求，又像是呼救。隔几分钟就喊一次，他的声音随着时间渐渐微弱下来。没过多久，刘大爷死了。那天下过一场雪，气温陡降了许多，天气阴冷。我到他屋里时，看见几个邻居都来了，连平时和他不讲话的吴老头也来了。人们脸色沉默着，为一个老人送终。刘大爷被邻居们抬着，一步步走出老街。街口停着一辆小型卡车，载着他去了位于郊区的火葬场。

事后，有人说他其实不姓刘，只是没人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他是谁？他的老家在哪里？他有儿子或女儿吗？

他和每个老街的邻居一样，经历了生命所有的快乐和悲伤。有平静的、喑哑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人生秘密，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在青岛住过很多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八号码头，我把那里称作“北海道。”那些年，八号码头业务繁忙，海面常泊着装满集装箱的货轮，货轮钢柱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来自各国的船员常从高高的眩梯上走下，沿海边的水泥路走出港务局。那里有一条铁路专运线，是为进出港货物运输修筑的，同时还修建了一些铁路工房。我住的工房位于八号码头北面，那里位置偏僻，周围杂草丛生，除去正在作业的港区工人外，偶尔会有拾荒者流落至此。夜里，除去港区孤零零的灯光外，周围一片黑暗。有夜航飞机从天空掠过，两朵翼灯星星一样忽闪着，虚幻而飘逸。几根强烈的光柱交叉着从夜空扫过，那是军港值班官兵在巡视海空。一阵汽笛从海面传来，那是一艘正在靠港的货轮。夏天，会看见戴草帽的钓鱼人在岸边竖几支鱼竿，气定神闲的等鱼上钩。到了冬天，北风裹着胶洲湾的寒气迎面扑来，冷风刺骨，大风刮得人左右摇晃。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穿过港区的水泥路，把儿子送到学校，再去位于前海的单位上班。码头散落着许多大型起重设备，货场堆满海外运来的红色矿石和大堆煤炭，阵风吹来，煤灰和矿石粉末满天飞舞。水泥路上常有一层黑糊糊的煤灰，或是红色的矿石粉末。每次从水泥路上经过，我都努力加快速度，让自行车迅速穿过空中弥漫的灰尘。

离开8号码头前，我独自一人在岸边观望落日。那是个秋天的傍晚，风呼呼吹着，我看见水泥路上有一个人影。那个影子越来越大，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年轻人，正骑着自行车走在我经过的路上，身后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风大，自行车被吹得歪歪扭扭，他躬着身体使劲儿往前推着。风像考验我一样，正在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父亲。我的经历，正在被这个年轻父亲复制着。

这座城市有说不尽的恩怨情仇，它已被岁月诉说并将继续诉说着。这里的每座建筑、雕花的铁门、粗砺的石头；夏天灼热的阳光与涛声穿过玻璃；时而平静时而狂暴的大海；沙滩裸露的皮肤与被海水浸透的木船；电车划过夜空时尖锐的呼啸和窗外起伏的叫卖声……它们像时间的沙砾从我手指间滑落，在落日的余晖里。来自故乡平原上的风携着庄稼的气息与海风不断吹拂着我，只是故乡的风已渐渐成为一股弱气流，而海风以入侵的姿态更加有力地吹拂着我。来岛城多年，我已融入这座城市。我的衣着、表情和习惯完全和青岛土著无异，我的口音已蜕去了乡音的土腥味。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我越过几个车站和商店，希望找到路边那个邮筒。我想给记忆中的故乡发一封信，人们告诉我，那个村庄已经消失。是的，如今，故乡只有梦中才能见到。随着时间流逝，故乡就像一张年画，在微光中渐行渐远。

原发2020年7期《散文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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