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前世今生——读井上靖《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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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一零二六年),举人赵行德进京赶考,在极关键的“殿试”前的漫长等待中睡着了,错过考取功名的机会。于失落之中赵行德在集市救下一名西夏女子,女子给他一块布片,上面是他从未见过的西夏文字。女子的视死如归和闻所未闻的西夏文字震惊了他,他决定去西夏一探究竟。

赵行德走到边境凉州城,稀里糊涂被抓了壮丁,成为西夏一名士卒随军与回鹘交战。几年的战场生活,他与上司朱王礼结下友谊,亦因自己的文化修为令不识字的朱王礼特别厚待。一次行军途中,他在烽火台救下回鹘郡主,两人生出情意。却因行德要去西夏都城兴庆学西夏文而与郡主分离,两人约定一年后重逢。

兴庆城的朝气蓬勃和新生的西夏文化深深吸引着赵行德,待两年后他重回故地,回鹘郡主已被西夏王子李元昊所占。郡主见到归来的赵行德悲欣交集,坠楼而死。郡主的死给赵行德带来更大震撼,他开始思索战争的意义,思考活着的意义。连年战争让他感受到命如蝼蚁,为一次战争输赢牺牲无数人性命真的值得吗?这世间可有一种超越此时现世的永恒存在?在这些追问中,佛教进入他的思想意识,他钻进漫天经卷之中,与佛学日益亲近。

随后,他与朱王礼部队一起来到沙州,此地镇守者曹氏兄弟亦信佛重佛。朱王礼亦曾钟情于回鹘郡主,对李元昊强占郡主并致其自杀耿耿于怀数年,对西夏军的残暴亦无法认同,遂决定为郡主复仇,反了李元昊。元昊大军赶到,市镇一片火海,朱王礼战死。各寺庙僧人惶恐不安,无数珍贵佛经不知如何才能得以完好保存。

赵行德为保护佛经,把经卷装箱后骗大漠商旅尉迟光此乃奇珍异宝。尉迟光把它们运进沙州千佛洞内保管。元昊称王并统治沙州后,下令修缮寺庙及千佛洞。赵行德化身僧侣参与修缮工作。

沙州即今日敦煌,宋时一度被西夏所占,失去州名。到元代,再复名沙州。明代称沙州卫,清乾隆年间改称敦煌县。敦煌乃盛大昌隆之意,是昔时两汉及隋代,作为西方文化东传门户,文化灿烂辉煌之时使用的名字,相隔两千年,至大清复活。千佛洞也随敦煌这名字,被称作敦煌石窟。

书中尉迟光说,千佛洞乃于阗王族尉迟家兴盛时所建。若属实,那洞内佛像壁画雕刻该是尉迟王族的贡献。洞内珍藏的数万卷经书,却是赵行德于战乱中抢救下来。

初拿到这本书,本以为书中写的是王圆箓出卖敦煌书卷的事,却不料这后情书中只一笔带过。本书所写乃敦煌的来处。敦煌之所以能从鸣沙山千佛洞变成敦煌石窟闻名天下,大宋举人赵行德功不可没。三十二年儒家文化加上中年后自身战场经历和佛家经典的浸润,使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明白文化,特别是有可能濒临灭亡的文化的价值。

赵行德藏于敦煌中的四万多件经卷,包括公元三四世纪时的贝叶梵文佛经,以及用古土耳其文、藏文、西夏文、和现代土耳其文撰写的佛典。有世界最古老的经文誊本,也有《大藏经》未收的佛典和禅定传灯史等极珍贵的资料,以及价值连城的地志典籍,以及摩尼教、景教的史书和梵文、藏文典籍等等。这段话,我每敲下一个字心里都在颤抖。

关于敦煌石窟藏宝洞的后情,书中虽只寥寥数语,读来却触目惊心。

二十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石窟群。大概在他发现之前的二三十年,忙着改朝换代,忙着打仗,僧人纷纷逃走,敦煌荒废几近废墟。一天,在他清理打扫时,无意碰开墙壁发现内洞珍藏的如山经卷。王道士即刻向县衙报告,却只获得适当保管的命令。道士于是把此作为一景,开放给游人参观。

一九零七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造访敦煌石窟,从王道士手中买得六千卷经典,由四十头骆驼运离石窟。翌年,法国人伯希和造访,又买走剩余经卷的一半共五千卷,装上十辆卡车运走。之后几年,日本人,俄国人,不断有探险者前来,王道士由此获得滚滚财源,他甚至不明白这些外国人何以要争先恐后买这堆破烂。

赵行德于战乱中的收集珍藏一千年后散落全世界。或许这并非没有好处。经卷到识得他人的手中发挥作用,好过长期被埋于地下。世间尚有人学习它研究它发挥它,好过那曾经的辉煌全然被人淡忘。

有时觉得我们就像小猴子下山。面对过往的文化成果全然不知珍惜。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淡忘能力也同样惊人。老祖宗的多少好东西,因我们不知珍惜,而成了人家的宝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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