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浪漫主义的根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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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文 | 徐栖

四、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这一章提到了三位浪漫主义者，他们是康德、席勒和费希特。

首先是康德。毫无疑问康德痛恨浪漫主义崇尚科学，但另一方面其行文却特别地恣肆汪洋。伯林认为康德被推举为浪漫主义的父辈之一的原因在于其道德哲学，因为其认为每个个体“都能意识到情感倾向、欲望、激情与责任、正当行为之义务的区别”（P73）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能够做出（自律的）选择。和动物之遵循本能生存不同，人可以依靠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康德会认为“一个建立在‘视他的子民为未成年的孩子’的统治者仁慈之上的政府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专制的政府’。”（P74），他反对一切人支配人的形式，剥削是一种罪恶。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康德其“人是目的本身”的含义：“如果价值外在于我们，如果它强大到足以决定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就会沦为它们的奴隶——也许那是一种极其崇高的奴役方式，但奴役就是奴役。要想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就应当自由自在地信封某种道德价值。你或许可以信奉某种价值，或许不，但自由就在信奉之中，而不在价值本身的地位、合理性或其他方面，在于你信奉或不信奉，在于你能够但并非必须信奉。”（P76）“人是行为的选择者。若要牺牲一个人，你就得把他献祭给比他自身还要高尚的东西。但事实上，并没有比那被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还要高尚的东西… …价值不是道德天宇的星星，它们存在于人的内心，它们是人愿意自由选择并愿意为之生、为之奋斗、为之死的东西。这就是康德宣扬的基本理论。”（P76）

康德的观念导致了一种革命性的自然观念。从苏格拉底“人是万物的尺度”观念沿袭而来的，是自然作为“艺术应当模仿的对象，道德的源起，政治的基础”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人是作为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从康德开始，人终于开始走向自然的对立面。因此，我们在把康德当做“老式”、“传统”哲学家的时候始终需要意识到的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是牢牢建立在反权威的原则之上的。

伯林谈到的第二个人物是康德的后继者席勒，其“不厌其烦地强调唯一能够使人成为人的事实就是人有能力超越自然，模塑她、压倒她，按照自己美好的、无拘无束的、受道德指引的意志去征服她。”(P82)因此服从于自身激情的悲剧人物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无异于动物。这种思想认为“自然本身对人是冷漠的，自然本身是非道德的，自然她会以最残忍、最阴险的方式毁灭我们，这个事实使我们特别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P84）

如果进一步看，席勒的激进思想就会把我们导向尼采：“……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使得一个真正理解何谓自由的超人无法按照它的要求行使自由。既然如此，不如毁掉这个价值体系，不如毁掉他又是也得照办的那套原则，不如自我毁灭，自杀，也比继续像一个物体随波逐流的好。”（P86）

在这里伯林还引出了理想主义的概念：理想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关乎目的性的发明——就是与自然决裂，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改变自然，教育自身。”（P91）

第三位浪漫主义者是康德的信徒费希特。费希特承袭了康德对于必然性的排斥，他认为“生命始于行动。知识只是工具。”（P92）知识并非被动存在，外在的自然始终形塑着我们，“事物之所以是这幅模样，不是因为它们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P92）费希特的观点是“人是一种持续进行的行动——连行动者都称不上。人必须坚持不懈地生产和创造才能臻于完满。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知识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的人，其实已经死了。”（P93）

五、奔放的浪漫主义
在这一章中作者引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三个概念来串起整篇的逻辑：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和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

浪漫主义是言及自我概念的一次运动，因此讨论“自我”的概念是伯林在这一章开头讨论的话题。休谟认为“自我不是一种东西，不是能被直接感知的对象，也许只是一种称谓，用来表达人类个体以及人类赖以形成的经验的串联”（P96）。相近的是费希特认为“作为‘自我’理解的主格的‘我’（I）并不同于宾格的‘我’（me）。”（P97）后者是被观察的对象，而前者，是在于外界的碰撞中产生的，是在抗拒中，和非我的界定中产生的。

而对于伯林而言，费希特的观点会“引起一些政治联想”，“如果自我不再等同于个人而是与超个人的实体认同”（P98），这个实体就会成为凌驾于个人人格之上的暴力。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不难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找到根基。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谢林。“谢林的观点对于德国美学和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如果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话，如果我们不过是自然中最具自我意识的代言人而已，那么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挖掘他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他自身里面黑暗的无意识的力量，通过痛苦而爆裂的内部斗争把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P101）这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柏拉图的灵感说，回到了艺术家的“迷狂”和神附的状态。

在这样的基础上，伯林引出了象征主义的概念：“费希特的意志理论和谢林的无意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第一个伟大的理念是象征主义。意志和无意识构成了浪漫主义美学的基本要素，进而成为它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基本要素。… …谢林说的很对，浪漫主义是荒蛮的森林，是一个迷宫，唯一的向导是诗人的意志和情绪。”（P102）

谈及象征，伯林给出了两种象征类型——一种是像信号灯一样的/可以被替代的象征，另一类是无法用其他方式进行表达的象征。因此浪漫主义者“用有限表示无限，用有形表示无形，用死亡表示生命，用空间表示时间，用言说表示那些无以言表的东西”（P106）正是因为语言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我们才必须使用寓言和象征作为唯一的表意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更好地解释文本的“深度”问题，和深度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的功能。

象征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把我们引向了两种现象：思乡情结和妄想狂。对于“永远到不了的故乡”我们很容易理解，而对于妄想狂，伯林认为这种（浮士德式的）观点认为“只要不断前进，只要拓展我们的天性，摧毁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不管它是什么… …我们就能在这个摧毁障碍的过程中不断解放自己”（P108），这也直接导致了“浪漫主义者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即神秘性的乐观主义和恐怖的悲观主义之间，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一种不均衡、摇摆的特点。”（P110）

第二点是法国大革命。伯林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引人注目指出根本不是它那些既定的目标——理性、和平、和谐、普遍的自由平等、解放以及博爱，相反，是那些暴力、令人惊骇的世事无常、群氓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势力自傲的个人英雄和拥权自重的伟人”（P111）。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人们怀疑，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其实并不了解——这导致了“不曾设想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这一观念。今天我们对于基因研究的观念某种程度上也来源于此。

第三点是《威廉·迈斯特》。但这并不代表歌德是浪漫主义的，相反歌德与浪漫主义者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大概就是相互看不上又相互离不开吧…具体见第113页）歌德的基本观点甚至是“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P113）

按照惯例，伯林在这里作结：“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试图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最深刻也是最疯狂的一部分。”（P118）

六、持久的影响
伯林指出，自古希腊沿袭的传统是“知识即美德”，这样的观念其“本质在于，世上存在着种种我们必须服从的事实”（P120）。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人就需要在自然的秩序中找到“合适/恰当/理性”的位置。与此相对的，是浪漫主义的观点，伯林将其总结为两点：“其一就是人已熟知的‘不屈的意志’的观念：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P120）第二点及时反对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自然结构。

在这里指出的是“浪漫主义的最基本的要点：（承认）一直以及这个事实：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人能够随意塑造事物——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人的塑造活动的结果。由此，浪漫主义反对任何把现实再现为某种可供研究、描写、学习、与他人交流的形式，换言之，就是那些以科学方式再现现实的企图。”（P127）

伯林认为，浪漫主义运动在当代的两类分支分别是存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首先，“浪漫主义认为，人之存在的某些方面被彻底忽略了，尤其是生命内在的一面，所以人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了。在今日，由浪漫主义所引发的诸多运动之一就是所谓法国存在主义，对此我将载多说几句：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P138）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你只是假装这不是自己的决定，你已经在现实中作出决定，却不愿面对这个事实的后果，事实在于——正是你自己作了决定。”（P141）

浪漫主义导致的第二种倾向是法西斯主义，因为两者共有一种观念，“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推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P144）。

浪漫主义最后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些和浪漫派的初衷相去甚远。”（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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