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五百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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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变幻中的伊朗现代史：了解伊朗现代性的起源与历史传承|三斤多的大部头史学书籍

古波斯知名神秘主义诗人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曾写下一句著名的诗句：“真主啊，我想念我的城市，我的土地！世界是一具尸体。大多数人像野狗……What you seek is seeking you.”

伊朗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芙茹弗·法洛克扎德（Forough Farrokhzad）也曾有过一句名言：“在回忆的花园中一次悲伤的漫步。”

不同于别人每次一提到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波斯”，现代的伊朗时，总是与政治、宗教、丝绸之路等相关话题挂钩，我对伊朗现代史的兴趣，主要源自于我对伊朗新浪潮电影开创者、诗意电影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和伊朗诗人们的热爱。

“诗歌在波斯人的集体记忆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也许是前现代时期伊朗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

1，“波斯”→“伊朗”

阅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伊朗”这个称谓来源于伊朗语“Aryanum”一词，是指雅利安人的土地。大约在4000年前，游牧的印欧部落定居在了伊朗高原，并且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片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纯粹意义上的雅利安人早已不复存在。

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认为“伊朗”一词及其来源本质上意味着“我们是近亲”或“我们是表亲”。这是一种亲缘认同的暗示，暗示着“我们（是一类人）”。这些游牧民族希望通过这些暗示，把自己同高原上的土著居民及其他印欧部落区分开来。

古希腊语中的“Persica”（或“Perses”）以及古希伯来语中的“Paras”被英语化以后，就成为“Persia”（波斯），这个词主要是指伊朗高原的心脏地带——法尔斯（Fars）地区（包括今天伊朗的法尔斯省）。阿契美尼德王朝正是从法尔斯开始崛起，最终主宰整个伊朗高原和周边地区。此后的几百年间，“波斯”是外部世界对这个国家的称谓，也指代其人民、语言和文化，而伊朗人一贯使用“伊朗”来称呼他们的国家。但直到1935年，伊朗政府才采用“伊朗”这个名称代替“波斯”，来作为国家的正式国号。这一选择虽然统一了国家的命名，却消除了“波斯”一词背后蕴含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古希腊人曾把波斯人称为“野蛮人”（barbaros）。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异族人”，更具体地说，是指喃喃自语、不知所云的人。这大概是因为希腊人不懂伊朗语，无论是古波斯语还是阿拉姆语（Aramaic）。这个词暗示了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自觉高波斯人一等的优越感。

波斯政治文化中最古老的概念——“沙赫”（shah），对政治权威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一称号直到近现代都还在被伊朗的国王所使用。在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中，没有该词的词源等同词。“沙赫”一词源于古波斯语“xshay”，意思是“一个人应该以自己的荣耀与功德（来统治）”，这意味着天生的荣耀与功德是获得权力资格的标准。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basiliocus”，最初是指波斯国王（希腊语“Basilus Basilcus”即指“众王之王”），“沙赫”一词也暗示君权是独立于任何僧侣和其他世俗合法机构的。

2，历史与宗教

公元前6世纪灿烂的波斯文化曾经盛极一时，但在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建立起阿巴斯王朝之后，伊朗人由此开始皈依伊斯兰教，抛弃千年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使用阿拉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同时保留了部分波斯文明。

之后伊朗一直处于动荡不安和外族接连不断地入侵、征服的状态之中，先后遭受到蒙古、突厥、阿富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法、俄、美等列强的入侵与瓜分，作者在书里将萨法维王朝与恺加王朝、立宪革命与巴列维王朝、战后的民族运动与当代的历史线索串联了起来。

7世纪什叶派穆斯林在逐步被排挤出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圈之后，与占人口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经历了由分裂到分道扬镳的艰辛过程。

1501年，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首次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波斯第三帝国：萨法维王朝，将伊斯兰教什叶派正式定为波斯国教。这是伊朗从中世纪向现代时期过渡的中间时期。

自16世纪萨法维什叶派兴起以来，逊尼派社团就逐渐沦为伊朗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也导致了教派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可以说，这种内在的他者意识，不仅应用在了非穆斯林社区和“异教徒”身上，在面对诸多外部威胁时，这种意识也有助于强化什叶派多数人的团结和全体一致。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萨法维帝国及其继承者力图在西亚维系一个具有什叶派特征的帝国。在西部和东部边界，通过与逊尼派势力，特别是与军事强国奥斯曼帝国的较量，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的疆界划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之内。

1925年，伊朗上校礼萨·汗与巴列维家族趁着英苏势力入侵伊朗之际，顺势发动政变，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伊朗最后一个伊斯兰封建王朝：巴列维王朝，并于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

礼萨·巴列维执政后，实行“全面西化”、”自由化”、”世俗化”政教分离的亲美政策，重创伊斯兰教什叶派，冲击伊朗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伊朗继续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直到1979年，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促使巴列维王朝覆亡，伊朗至此才收回各种主权，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一个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国家，一个由威权主义教法法学家领导的、以激进派教士为核心的寡头政体。

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伊朗现代性的起源与历史传承。波斯民族和宗教的曲折历史造就了伊朗这个国家百折不回、顽强不屈的个性，诚如《荀子·法行》:“坚刚不屈,义也。”

“同大多数文明古国一样，波斯政治文化的权力基础主要建立在父权制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在皇室、区域、地方、部落和家庭层面都有所体现。教士权威会与王权统治机构相结合，但有时也与之分离，他们要求追随者遵守对宗教经典文本的合法解释，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法(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还是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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