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斗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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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鲁迅的文人不少，喜爱胡适的文人很多。字里行间贬损伟人毛的文章没少见，字里行间赞美流氓杜月笙的文章时常见。懂其中道理者懂中国文人大半。”

——写在前面

胡适去世后，世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毕生喜谈政治，而所言所论又多与实际政治格格不入。他一生鼓吹自由主义主张，势必与国民党的一党制发生冲突。于是，无休无止的论战，几乎耗费了他生命的大多时光，他所孜孜以求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也在口诛笔伐声中，被无情地驱赶到爪哇国去了。

“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认不清军阀本质，由善良而致轻率，仍不知自己错从何来。

“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据他自己说：“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一生中最重要、而且也是他最能持之以恒的中西糅合之下的男性理念是克己：禁戒与修身。克己是儒家传统里一个重要的德行。而胡适在克己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地方是禁嫖。

他在留美时期接触到的进步主义时期的道德运动，以及19世纪易卜生、赫仆特满，以及白里而的“问题剧”，使胡适接受到新的克己的道德制约。

在胡适禁嫖思想的巅峰，他发誓他要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他说，只要从禁嫖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中上阶级的道德要远超过中国。

然而好玩的是胡适在回国以后，他禁嫖的立场显然松动了许多。不管是因为他好奇还是因为他从众如流，他去一家新开的妓院去探访一个住在那儿的哈佛留学回来的同事唐钺；去逛红灯区；跟几个妓女合照；带一个美国朋友去拜访两个妓女。

支持胡适这么干的人自然会说“胡适能够如此从容自适地来回于两个不同文化的规约机制，显示了胡适在处世方面能把握大处、不拘末微的圆通高明的所在。”而不支持胡适这么干的人则会说：“在白天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如何学习文化知识道德仁义如何学习杜威的实用主义，晚上将书本一丢，就去花街柳巷里抱着丰乳肥臀的女人厮混了，这样的品行还配叫做君子么，还配在学校教书么，还配称为教授么？”

胡适当年任北大校长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即：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27岁归国那年，胡适遵从母命与乡下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成婚。他对婚约的态度，与后来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行为准则上趋于一致，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并带有些许妥协。在胡适婚后的一张全家福照上，夫人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地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

胡适留学回国后，威名远播，而且风度翩翩。他上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

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

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

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

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此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而这位风流才子在坊间传闻中则足足又六次婚外情。

对于婚姻，胡适在一篇日记中提到过自己的感受，“世人都说婚姻让我受了很大的委曲，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婚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它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认可”。胡适觉得他的婚姻怎样处理最有利于从事社会活动和传播他的思想主张，他就如何从事。尽管他后来也有很多女朋友，但都遵从一个基本模式，就是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有些纠缠时，他就马上放弃。

周质平用过相当重的话来形容胡适的婚姻，说他常“觉得胡适成婚那一刻的心情，与其说是洞房花烛的喜悦，不如说是烈士就义之前一种成仁的悲壮情怀”。他认为胡适对他的婚姻，是经过了一番自我说服的功夫，而达到了“近乎自我欺瞒的境界”。

那么胡适自身究竟是多情的还是无情的呢？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余英时在评价胡适的时候则说：“在三日一小变、五日一大变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学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后维持“数十年”，便已难得之至了。胡适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陆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东方早报》还感到在他一百二十岁生日这一天，应该为他出纪念专刊，这就充分说明他的思想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时代的知识领袖相比，包括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在内，胡适绝不能算是被“遗忘”之人。至于欣赏他还是批评他，却全不相干。批评或指斥也是记忆的表现。一九五零年代初大陆对胡适展开全国性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台后，雷震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

胡适一生从不主张激烈的变革，而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也因此，胡适挨了不少骂。鲁迅骂胡适骂得最狠，骂他是黑势力的帮凶，“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候门卖廉耻”，对此，胡适倒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不过后来还是鲁迅对胡适的一句评价倒是颇为中肯：“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斗士。”

吾辈评价胡适先生似乎为时尚早，但或许也可以对喜爱胡适先生的一些当代文人做些许揣测。大抵喜爱其人则是中意其潇洒与自由，坦荡与智慧。胡适先生的确颇有谦谦君子的风范，而这风范的背后则有着其不可弥合的矛盾，于公于私，于新于旧都有其难以决断的难处。可能喜爱胡适先生的一些当代文人也有着这样的沟壑，一边是蝇营狗苟众星捧月当代典范，一边又明知如此这般实在不是君子的做派。

名人可能是一面不错的挡箭牌，但吾辈心向往之却还是缺了点什么东西。当谈论自由、谈论理性、谈论民主的时候也会面对着与大师曾经相似的矛盾，但大师指点于家国，望眼于世界，而现在倒是有点像为了标榜自己如何的情怀而讨论了，其目的也不在于救国救民于水火，其目的可能仅仅是在告诉自己：我是一位文人。但是胡适先生也免不了俗，任何名人都会有瑕疵，而瑕疵就是瑕疵，文人这顶帽子有太小，自然是遮不住那么多人的苟且。

世界又是非常奇怪的，当年与汉奸擦身而过的他，现在又被那么多人当做美丽民国民主自由的象征，追求其思想者再一次打扮好了历史，而粉饰历史的背后，那些不满、愤懑、质疑都会倾泻而出。这些人又不敢直接表达出来这些“先进的思想”，只能通过大师之口怯怯的又貌似义正言辞的表达，大师在天之灵也没料想自己怎么就成了那么多人手里的稻草人。

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说所有喜欢胡适先生的人都是伪善，鉴于现在网络环境太差，我只能再次强调一下这仅仅是我从胡适先生身上瞥向现在的短短一瞬，绝不代表绝对的大多数。同时我们应该把一介书生用来自砥自励的主观报负和他所能产生的实际后效区别开来。那时代患的是一种“文化综合症”，既需要泻，又需要补；既需要开刀手术，又需要慢慢调理。所以，任何一个专门家即使做尽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可能独力回天。然而，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嘲笑胡适之天真志向的理由。胡适先生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斗士，那么斗士总归是值得吾辈尊重与学习的。

补充：

1.百度百科对胡适的评价：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2.1954年10月开始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建国后党在思想文化界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由李希凡、蓝翎对“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观点进行批评挑起,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直接指导。此后不久,批判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矛头直指胡适,胡适思想批判运动随之展开。围绕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国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红楼梦》研究等九项内容进行批判。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当时及后来的政治氛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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