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洁丨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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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玉杰

我国较早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部作品，各有千秋，但就开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典型性格方面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更为深刻细腻，真实动人，称得上是揭示灵魂的艺术。全书写了近四十个人物，纷纭复杂，形形色色，大体说来，可分为两类：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爪牙们，革命者和劳动人民。不管是哪一类人物，小说都没有把他们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刻意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和灵魂。
我们先看小说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刻画。暖水屯的地主钱文贵、侯殿魁、江世荣和李子俊夫妇等，在土地改革风暴中，都拼死地挣扎，与农民势不两立。钱文贵这个外号“赛诸葛”的老狐狸，阴险狡诈，老谋深算，施尽全身解数来破坏土改运动。他的反革命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在土改前夕，他就预感到风暴要来，事前做好应变的准备和安排。把儿子送去参军，从政治上把自己变成“抗属”;然后假分家，把大部分土地分给两个儿子，自己只留下十几亩土地，从经济上把自己装扮成似乎是个“中农”。同时他又把手伸到革命队伍内部，利用“美人计”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张正典，使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在土改运动开展起来时他为了转移斗争视线，四处放风，说顾涌是地主，制造混乱，又把李子俊当作替身推出来，以便自己溜掉。他还以侄女里妮为诱饵，暗示和鼓励小学教员任国忠充当他的狗腿子，为他奔走，另一方面又向程仁表示同意他与黑妮的婚事，借以软化和拉拢程仁。他非常熟悉农民的弱点，善于抓住革命工作的失误，来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例如他利用农民队伍中长期存在的宿命论和变天思想，制造谣言，威胁恐吓，妄图压制农民的斗志。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头面人物，他的反动统治经验十分丰富，反革命的策略和手段也相当狡猾。他的最后覆灭，充分说明了不管地主阶级怎样狡猾奸诈，革命的洪流终究要埋葬这个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小说描写这个人物时，不独写出了他的种种鬼蜮伎俩，而且不断深入地剖析他的阴暗的心理活动，象剥笋似的，一层层剥开他的各种伪装，活脱脱露出这个恶霸地主的丑恶的狰狞的灵魂。
小说对农民形象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鲁迅曾经终生致力于写出国人的灵魂。鲁迅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丁玲不但继承了，而且加以发展。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同样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思想的麻痹和毒害。这种精神奴役给人民造成的创伤是极为惨重的，使他们当中某些人愚昧、麻术、落后，长期安于做奴隶的命运，不到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敢起来抗争的。所以鲁迅曾对这部分群众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概叹。丁玲在小说中、十分注意刻画农民心灵上的创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丁玲笔下的农民形象也就必然和鲁迅所写的阿Q、闰土、爱姑、祥林嫂不同了。从鲁迅所写的那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些麻木的灵魂。阿Q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虽然也嚷嚷着要造反，但他只不过要抢点东西，谈不上有什么觉醒，直到临死还为自己画不圆那个圈圈而羞愧万分，《故乡》中闰土的生活沉重捅苦，却把希望寄托在宗教迷信上;《离婚》里爱姑虽然很泼辣，敢于同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冲突，但在代表封建权势的七大人面前却不敢抗争了，七大人一声“来一一兮!”就把她吓得服服帖帖。丁玲笔下的农民形象，则是从麻木走向觉醒的伟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的主人。她“想写那些原是很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发展中，怎样成为新人的”，要写出“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因此，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中，即使是先进的农民的典型，例如张裕民，也不是尽美尽善的“高、大、全”式的英雄。
丁玲在1979年“重印前言”中说:“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张裕民也是一个带着沉重的精神负荷的农民，他是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党的教育和实践的锻炼才逐渐抛弃了这种负荷，从而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张裕民是个年轻的农民，由于苦难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早熟，使他对旧社会的黑暗生活有深刻的认识。他早就向往革命，寻找机会同党接触。可是，当机会真的到来时，他却能掩饰住欣喜若狂的心情。地主江世荣派他给八路军偷送粮食，这是他求之不得的美差，但他也深深懂得日伪续治、的险恶环境，江世荣在八路军压力下被迫的心情，并说，张裕民是让地主阶级为自己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后，才同党发生接触。由此，可以看出张裕民的机智和干练。参加革命后，他也并未因为革命形势的高涨而盲目乐观。当然，与此相联系，张裕民心灵中也存在消极的东西。那就是有顾虑，怕变天，担心“扳不倒”钱文贵惹出后患。张裕民的弱点和缺点，既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的反映，也是长期统治着整个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一个刚参加革命的农民心灵里留下的投影。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张裕民这样置身于革命旋涡中的先进农民，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不断冲洗着自己灵魂上的灰尘。他在党员大会上带头检讨，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解剖，带动了广大党员，鼓舞了党员和群众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决战”的斗志。他进一步发扬了细致、周密、审慎的工作作风,识破和揭露了张正典这个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异已分子，率领群众斗倒了狡猾的恶霸地主钱文贵。章品指示他在斗争钱文贵时“要往深层次里斗，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他确实把人民群众引导到这样的斗争高度。在形象地描绘他卓越的斗争艺术的同时，展现了这个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闪光的灵魂。
对于农民当中的落后人物，丁玲固然描写了他们的灵魂的麻木，但更着意于描写他们灵魂怎样从麻木走向觉醒。其中写的最成功的人物是老雇农侯忠全。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不幸，地主阶级不但对他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害得他家破人亡，而且用宿命论、剥削有理论等反动思想枷锁摧残他的精神。在斗争的初期，他不敢要地主侯殿魁的土地，硬把分给他的一亩半地退给地主，说什么他前世欠下侯家的，要是把地拿回来，下世还得变牛马去偿还。从这里可以看出，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精神枷锁怎样严重地扭曲了人民的灵魂。然而，即使侯忠全这样的老农，他们心灵深处也隐埋着革命的火种——要求翻身和解放的愿望。
在历史大变动、大风暴中，这种似乎熄灭了的火种，是一定要复燃起来的。当然，这种觉醒的内心的历程很艰难，很曲折，也很痛苦。当侯忠全从多嘴的羊倌老婆和侄儿李之祥等人口中听到钱文贵被扣起来，并要定成死罪时，他既觉得喜欢，又禁不住有些惊惶。他用怀疑的心情“反复地问自己:怎么搞的?真有这回事么?”在历史风暴的鼓动中，他开始觉醒了。但这种觉醒仍然背着历史的重负，“ 惊惶”、“心悸”，甚至还用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的眼光来观察眼前的大变革，形象地说明农民从思想上翻身有多么不容易。小说中的先进农民张裕民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实质:“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如果农民思想上没有真正“翻心”，也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上的彻底翻身。而这个“翻心”的过程，被丁玲描写得十分深刻入微。这里，显示出作家丁玲同志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对农民内心世界入微的洞察，作家实际在告诉我们，农民从思想上真正彻底解放，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要等待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需创造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只有在那时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这种局限性。仅以上述三个人物形象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丁玲人物描写的成功，就在于深入开掘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揭示他们的灵魂，因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
张玉杰，笔名七忘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方向，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青年评论人才准备库成员，代表作《隐秘的月亮意象——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一瞥》、《梨城序》等。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于国内刊物，已出版合集《一半人生一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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