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从晚清到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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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当“现代性”这个概念已经在课堂上出现了了十余次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要正视这个概念，学习一下“现代性”是什么。于是这周选择阅读王德威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第一章），初步了解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现代性”的演变（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对晚清“现代性”的再发现）。这本书的原文是中文繁体，不过在本篇读书笔记中（为了输入方便）均改为中文简体（请谅解）。

▼文 | 小蚁
【新版代序】
从我阅读的版本来看，王德威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初版于1998年，再版于2008年。再版图书中，王德威以文章“西方理论视野下的现代中文小说研究”代序，这篇文章中梳理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并给出“现代性”研究在该领域中的定位，并指出目前（著书时）为止“现代性”研究的不足（即本书要探讨的部分）。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夏志清和普实克之间的论争开始，经由60年代关于左翼作家美学和文化政治的研究、70年代关于五四之后浪漫文人的介绍、以及60～80年代中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之后，90年代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至少可以三个方向说明”（ⅲ）。其一是“‘理论热’成为政治学的一大标记”；其二是“9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电影研究等文化研究包含在这个层面中）；其三是“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ⅲ~ⅶ）。而其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现代性’的探讨”。“有关现代性的论述，由最基本的创新欲望到乌托邦（或是误托邦）想象”，不过王德威发现，“我们对现代性的对立面——历史性——的辩证，仍显不足”（ⅶ）。所谓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利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谈现代性就必须谈在绵密的历史想象和时间的网络里，某一种‘现代性’之所以如此，或不得不如此，甚或未必如此的可能”（ⅷ~ⅸ）。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
这篇文章中的晚清“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23）。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行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24）。晚清时期出版业兴盛，出版小说种类繁多、产量可观，同时“晚清也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25）。晚清时文人对“翻译”的定义中“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通过“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译或另译，晚清学者已兀自发展极不同的‘现代’视野”（25）。也可以说，“晚清作者对传统古典的新奇诠释，也是另一种以志逆意的‘翻译’”（25）。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新小说’兴起前，中国说部的变动已不能等闲视之。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26）。

因此，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起点。“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实验，已经可以当之”（27）。在这里文学史家论述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被提及：“民主思维的演义，内在心理化及性别化主体的发掘，军事、经济、文化生产的体制化，都市/乡村视景的兴起，革命神话的建立，还有最重要的，线性历史时间感的渗透”（28）。王德威提出“我们毋须视文学的现代进程——不论是在全球或地区层次——为单一、不可逆的发展”（“现存的许多现代性观念都暗含一个今胜于西（或今不如昔）的时间表”）（30）。

这种线性进化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当举“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台大的中国文学史网络公开课（bilibili）中，欧老师认为（大意）这个说法是当年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学者们为了给“白话文”正名而提出的，是一种进化论的思想。这个说法应该可以看作是一种“线性历史时间感”的表现，它虽然影响至今但仍有可以讨论的空间。“进化论”（Evolution theory）这个词语的翻译本身也值得探讨，有人提出这个词应该翻译为“演化论”，“演化”一词破除了原来的那种“单一的向上的”的变化倾向，且更接近王德威所说的“无常”（contingency）。

现代性在“一向被推崇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祖师”的鲁迅的作品中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鲁迅“面对社会不义，呐喊彷徨的反应”往往是学界赞美的重点，这一部分含有一种“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传统”：“人道胸怀及控诉精神”（32）。然而晚清时期的鲁迅“曾热衷于科幻小说如《月界旅行》（凡尔纳著）的翻译”，可以说“在种种创新门径中，鲁迅选择了写实主义为主轴”。“但所需注意的是，以其人多样的才华，他的抉择不应是唯一的抉择。后之学者把他的创作之路化繁为简，视为当然，不仅低估其人的潜力，也正泯除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彼端，众声喧哗的多重可能”（32）。作为小结，王德威提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当然这也不能成为膨胀的理由）。“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更不客气地说，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还较晚清前辈为窄”（32）。所以，当我们需要反思，“在重审中国文学现代性时，我们是否仍沉浸在五四那套典范，而昧于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33）。

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可以指陈三个不同方向”，即①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②“被压抑的现代性”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③“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三〇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游过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33）

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足以“说明彼时文人丰沛的创作力”，并认为“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二十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可怪的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启发，却重要挟洋自重”（37～38）。如此说来，“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38）。

出典：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麦田出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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