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的中国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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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的中国学人

史飞翔

大凡有才的人往往都自以为是、自视甚高，有的甚至还目空一切。自负对常人而言是狂妄，但对那些真正有大学问的人而言却是一种名师的风流与风骨。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此王国维心知肚明，他曾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自负之情，溢于言表。

黄侃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表示：“余于中国学术，犹腰蜂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不想，在四十九岁时他却真死了。

胡适在论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曾自负地表示：“……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胡厚宣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为集大成者。他终其一生先后著录甲骨资料集多达八种；晚年主持完成《甲骨文合集》，为出土甲骨的空前总汇，被官方视为“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故他自称“我掌握的甲骨材料，全国第一，近百年来著录甲骨最多，所写文章必有别人见不到的新资料”，虽似自负，实甚客观。

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声誉卓著。近年来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学人们的自负不仅表现在自我的肯定与标榜上，而且他们喜欢相互的吹捧。著名汉学家、红学家吴世昌曾对文字学家唐兰作大言：“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此话虽属友朋间的一时戏语，但亦绝非尽是虚言。

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也是第一位确认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他一生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傅斯年、顾颉刚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称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

饶宗颐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 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孙楷第五十年代调入中科院文研所之后，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第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

此外，王国维屡借友人樊志厚、罗振玉、蒋汝藻之名作自夸语。何炳棣亦好引据学界同行的恭维以自壮。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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