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漩涡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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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漩涡中的人

史飞翔

1
著名老作家孙犁曾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年轻时对这话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人到中间，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目睹了文坛的种种现状之后，才觉得孙犁老是多么地睿智、韧性和豁达。
2
最早提出幸福问题的，不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也不是日本，而是东方小国——不丹。不丹的国王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发展总量，而应当从更多层面和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为此，他提出一个“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包括四个维度:政治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显然，这种观点要比时下我们大多数人认可和追逐的“以物质生活和享受”为核心的幸福观要科学且合理得多。
3
莫言曾公开说，自己是个不太聪明的人，待人处事的方式，总显得有点呆笨。坐出租车，他生怕别人觉得行程短而不高兴，一上车便给师傅递去价值昂贵的中华烟。出版社拖欠他稿费，他挥挥手说“下次一起结吧”。旁人的看法，外界的流言蜚语，他一概置之不理。其实贾平凹亦是如此，他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但也没做过一件软事。这份看似愚笨的“憨厚”里，其实藏着高明的处世哲学。很多时候，糊涂比聪明更使人轻松，懂得“装傻”的人，其实内心深藏着大智慧。
4
一个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的批评家，一个害怕被孤立、被排斥而不敢讲真话的批评家，一个因为既得利益而小心翼翼、患得患失乃至失去立场的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平庸的讽刺家。真正的批评家都是不合时宜的。
5
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他的传记开始。只有了解了这个作家的生平、经历和遭遇，你才能谈得上去理解这个作家。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其实都是在写自己，作品是内心世界的投射。
6
1992年，已是多年副教授的易中天晋升无望，只得告别武汉大学，来到厦门大学执教。此时的易中天对中国学术界深感失望。苦闷中的易中天，开始试图 “突围”。最初，易中天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的书不是写给同行！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凭借这种理念，易中天先后出版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等著作，火爆一时，打破了现行的学术体制，并最终走上“百家讲坛”。
7
日本“画坛仙人”熊谷守一断然拒绝日本天皇颁发的国家最高文化勋章，他说：“人生时间精力有限，我只是不想被更多人打扰到自己的生活而已。”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因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一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她有一语，可谓道尽人生：“快乐有三法：舍得、放下、忘记；有些人，有些事，看清了，也就看轻了。”
8
生物学家达尔文每天有6个小时都待在书房，除此之外，他唯一的活动就是在自家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以此创作出了《物种起源》。黑格尔23岁时就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但却一个人跑到乡下去教书，在此期间他除了教课，就是一个人在宿舍里写笔记，最终成了伟大的哲学家。
9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3岁时辞职，专心于写作。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跑步十公里，写作四小时，然后看书，听歌，晚上九点准时睡觉，十几年如一日。村上春树说：“我更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会更沉浸其中。”
10
林语堂形容东坡的一生是“人生的盛宴”。开心时读苏东坡，他会亲切的告诉你：“人间有味是清欢。”失落时读苏东坡，他会安慰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沉湎往事难以自拔时，读苏东坡，他会点醒你：“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受挫困厄失去信心时，读苏东坡，他能激励你：“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坚守本心不被理解时，去读苏东坡，他能明白你的高傲孤寂：“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静夜独思时，去读苏东坡吧，“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共同呓语……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苏东坡吧。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11
卡夫卡去世时，留下一张遗嘱字条，给好朋友布洛德，叮嘱他：“所有东西都要烧掉，我请求你尽快这么做。”幸亏他这位朋友“不太听话”，违背了遗嘱。实际上，在此之前卡夫卡自己已经执行了他的一部分遗嘱。后人在其住所找出的十大本笔记本——只剩封面，里页已全部销毁。此外，他还烧了好几个本子。欧美各种权威杂志，在评选20世纪现代主义大师时，无一例外地把卡夫卡排在第一位。“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
12
我每次读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都会非常感动，因为我每次都能从中联想到自己。伟大的作品，会让你更多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
《丧钟为谁而鸣》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
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
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
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
13
木心一生坐过三次牢。第一次是1957年，几个警察以“策划偷渡”的理由带走了他。事实上，他是被同学诬陷了，那些人偷渡未遂，就拉上了不合群的木心垫背。在监狱中，木心得知了母亲逝世的消息，哭到不能自已。半年之后，木心因为查无实据被释放，但他明白，生命中的许多东西，已经再也不能挽回。第二次是1966年，木心39岁。某官员在会议上公然嘲笑德国诗人海涅，木心愤而起身骂道：“你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他获得长达18年的监禁。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喝的是污水，吃的是馊馒头和霉咸菜，还被折断了3根手指，终日与老鼠、苍蝇为伴。深夜无人之时，他偷偷藏起笔墨，写下65万字的《狱中笔记》。全文没有控诉和谴责，有的只是对艺术、美学以及音乐的思考和感悟。第三次，木心已经50岁了，又关了两年。出狱时，木心面带微笑，腰板无比挺直，干净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惊叹说：“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因为照片上的木心，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几次被冤入狱，十几年荒唐的时光，木心不曾怨天尤人，撰写苦难回忆录也只轻轻一句：“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14
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冯唐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王小波生前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主流文学界也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尽管官方评价一直保持沉默，但广大读者却极认可王小波，有人甚至公开声称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今天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连盗版书也狂卖不止。王小波生前无人问津，直到去世后，他的作品才“扬名天下”。《黄金时代》这部巨作，花费了王小波整整29年的时间，从起稿到定稿，一路修修改改，精益求精，他说：“写得很精致，倾注了我对小说的许多想法……它是我的‘宠儿！”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倾注着作者诸多心血的巨作，却不被市场所接受。直到王小波去世之前，他的这本倾心之作依然“无人问津”。王小波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了忍受一切摧残。1997年4月11日凌晨，45岁的王小波被发现在家中去世。去世前一天，王小波还给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妻子李银河发去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据妻子李银河描述，王小波是撞墙身亡，他带着无尽的痛苦含恨而终。“他当时头抵着墙壁，额头鲜血直流，伤痕累累。墙上还留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落了一大片墙灰……”因为当天晚上突遇心脏病发，为了不再承受这样的痛苦，他选择了撞墙。让人心寒的是，在王小波葬礼上没有一个文学同行出席。王小波去世两个月后，他耗费了29年的时间所著的《黄金时代》被集成《 时代三部曲 》正式公开发行。王小波开始名扬天下。据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文学前辈在阅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此后，他在一篇杂文中针对此专门写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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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中行编辑月刊《世间解》时，向俞平伯约稿。俞平伯欣然同意，写了篇长文。张中行很满意，很快就在月刊上发表了。过了一段时间，俞平伯写信询问稿费之事。张中行看后十分不理解，这么一位大作家、大诗人怎么会如此在意稿费这样的小事呢？因此，张中行对俞平伯产生了看法——太俗气。直到俞平伯去世之后，张中行在《新文學史料》中读到一段文字，才知道，当时俞平伯一家的生活极端困难，甚至靠夫人典当度日。张中行因此感到不安，甚至惭愧。为了告慰故人，表示歉意，张中行以自责之心记录下了此事，后悔在不了解俞平伯苦衷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对其人格进行评价。
16
作家史铁生刚坐上轮椅时，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他不知人生的出路何在，责问上苍，责问命运。直到他与地坛结缘，独自去地坛静坐，以一种静默的姿态观察人生。他观察地坛里的草木、古碑、来往的各色人等，慢慢体悟到天地浩大和人的渺小。他开始在树下看书、写作，在文字中找寻慰藉。由此，他重拾了童年的文学梦，在文学世界里开疆拓土，为自己也为众生找到了一条人生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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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哈利·波特》而名声大噪的作家J.K.罗琳，在作品发表之前，只是一个患有忧郁症且穷困潦倒的单身母亲。她居无定所，带着年幼的女儿，靠救济金过活。而她一直有着坚定的信念，事业和爱情的失败都不曾让她退缩，如她自己所说：“或许是为了完成多年的梦想，或许是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也或许是为了每晚能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就这样，她不停地写，哪怕《哈利·波特》曾被出版社拒绝12次。她坚信自己的作品一定能被读者认可，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哈利·波特》被译成35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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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清玄童年时候，家境贫苦，18个兄弟姐妹抢饭吃，饿到实在不行时候，他甚至吃过蟑螂。这样的家境下，当林清玄向父亲说自己有一个作家梦时，只得到父亲狠狠一巴掌，骂他“做梦”。一次，他偶然得到一张世界地图，正当他看得起劲时，父亲一把夺走烧掉，说：“我敢打赌你这辈子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尽管内心很受伤，但林清玄的作家梦并没有熄灭。后来，无论是在码头做工人，还是摆地摊，他始终保持每天写2000字。终于，他的作品被世人看见，还成了赫赫有名的作家。成名后，林清玄有一天在金字塔前给父亲写明信片：“我想向你证明，我的人生不能被谁保证，连父亲都不可以。”正是因为这份笃定的坚持，林清玄得以从贫苦中走出来，实现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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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曾经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平时要做砌猪圈、刨冻粪之类的重活，每晚和三十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生活条件差，但汪曾祺没有抱怨，环境再嘈杂，也照样安静地看书，写文章。正是这种安静的性格，让他学会了隐忍，在逆境中沉淀自己。他有两篇小说，就是在吵闹的马骡声中诞生的。在此期间，汪曾祺还和周围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汪曾祺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睡在一铺大炕上。我才比较亲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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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英国女王来访，杨绛被请赴国宴。功成名就后，杨绛却并未沉浸于名利的幻梦，而是不断丰盈自己的内在，选择过最简朴的生活。她拒绝了国家为她提供的精装住房，选择住在一个年久失修的储藏室里，只因离图书馆近，方便借阅典籍。房间里极度简朴，水泥地板，没有家具，只放了几张桌椅。就在这样一间陋室中，她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终稿。晚年的杨绛，丈夫和女儿都已去世，孑然一身，日子过得就更为简朴。她搬到三里河的一个旧公寓住下，从此不参会，不迎客，默默做学问。去世前，她留下遗言：丧事从简，谢绝一切赠礼，家中所藏书画碑帖悉数捐赠。杨绛先生曾说：“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细品她的人生观，只觉得人间清醒，通透至极。不争，是杨绛一生的写照。她很喜欢自己翻译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21
陈寅恪从少年（13岁）时候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创下了至少8大中国文人唯一。唯一一个海外求学5国5所全球著名大学，国内外求学时间长达28年，却只有国内高中文凭，没有大学学位。唯一一个在国内8所著名大学正式任教，几番同时正式在两校、两系任教。唯一一个终身不曾离开学校，讲课32年，其中12年双目失明而凭自己的记忆在助手的帮助下坚持上课。唯一一个只讲授自己的独立研究课题，开设课程多达20多门，一生的教学中仅重复开设过两门课程，但重复开设的课程不在同一所学校。唯一一个拒绝出任两朝政府官职，并不惜为此得罪终身挚友和亲戚，将弟子逐出师门，坚守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唯一一个掌握汉文、梵文、日韩文、巴利文、蒙藏文、英法徳文8种以上人类社会的大语言（即使用人数和影响力相对大的语言）并熟悉多达20种文字语言。唯一一个双目失明、腿骨跌断而卧床不起的70多岁老人靠自己的口述创作完成80万言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唯一一个给学生上课不讲已经出书的内容，不讲别人讲过的内容，也不讲自己此前讲过的内容，只讲未曾讲过的自己研究出来的最新内容（俗称四不讲教授）。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的一生所展示出来中国文人的这8个唯一，是难能可贵的。 陈寅恪的求学足迹踏遍5国5座世界著名学府，这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陈寅恪没有获得毕业证，一张也没有。陈寅恪自己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夫人双双病卧在床，工资停发，存款被冻结，家里生活用品、学术资料、收藏品悉数被洗劫干净，并被赶出家门，三个女儿都被强行发配外地，更不准使用助手和工友。最后三年多时间里，两位病残老人在邻居、朋友的照顾下苦苦支撑， 1969年，先后一个月时间双双离开人世。没有悼念，没有挽文，没有……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从海峡另一边传送过来上述关于陈寅恪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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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是美国文学史难以索解的一个谜。她生前无人知晓，死后却盛誉如潮，被称为“诗界梵高”。狄金森的诗坛地位可与惠特曼比肩，也是让博尔赫斯唯一公开表达欣赏的女作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对其诗歌成就做出极高的评价:“除莎士比亚之外,狄金森是但丁以来西方诗人中显示了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作家。在她魅力的顶峰前我们遇到了最杰出的心灵，这是四百年来西方诗人中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位凭想象力自在驰骋的伟大诗人，一生都住在阿默斯特小镇上，独身未婚。不到30岁便弃绝社交，足不出户，只留下千余首诗歌，和无数未解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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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是北京通州人，一九五〇年十三岁时就发表了作品，被誉为神童。他十四岁上高中时又连续发表了小说，其中《青枝绿叶》还被编入高中课本。一九五四年，他十七岁被保送北大中文系，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写小说帮助不大，一年后就退学了，此举给他留下了祸根，有作家认为他蔑视北大。虽然他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仍不能给他带来福音。那时的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一份殊荣，入会很难。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绍棠不知深浅地写了些批评文章，加之又写了两篇有人不乐意的小说，一九五八年乍暖还寒时刻，他被划为右派，成为“最年轻的右派”，下放劳动，一去二十年。对于右派，能否摘帽成为他们的心中之痛，一九六三年刘绍棠先生被摘去右派帽子，轻松上阵没几年，又爆发了“文革”，他识时务地自我流放至老家儒林村。一九九七年春天，刘绍堂先生已经卧床多日，由于积劳成疾，年仅六十一岁溘然长逝，按他的好友作家从维熙先生的话说，“刘绍棠六十一岁去世，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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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再度发表作品时，已年届六十，自称老作家，别人也称他为老作家。一个老作家梅开二度，出手不凡，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显得新颖、新异、新锐，并且影响、助推了文学发展，这在文学史上尚不多见。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汪曾祺对青年作家鼓励、支持的态度，不仅比同辈老作家更坚定、坚决，即使放在整个作家群体中，也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坚定、坚决。1986年为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所作序文中写道：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索，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我不否认我有我的思维方式，也有那么一点我的风格。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思想凝固僵化，成了一个北京人所说的“老悖晦”。我愿意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愿意和年轻人对话，——主要是听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对我见外。太原晋祠有泉曰“难老”。泉上有亭，傅小山写了一块竖匾：“永锡难老”。要“难老”，只有向青年学习。我看有的老作家对青年颇多指摘，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甚至大动肝火，只能说明他老了。我也许还不那么老，这是沾我“来晚了”的光。（《汪曾祺散文全编》第三卷）
1990年为阿成小说集《年关六赋》所作序言中写道：我对青年作家的评价也许常常会溢美。前年我为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小说写了一篇读后感，有一位老作家就说：“有这么好么？”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君有奇才我不贫”，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汪曾祺散文全编》第四卷）1992年给一个青年作家小说集所作序文中写道：我觉得，任何作家总要过时的。上了岁数的人应该甘于过时，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我的小说大概还停留在契诃夫时代。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总是应该，而且一定会盖过我们的。我希望报刊杂志把注意力挪一挪，不要把镜头只对着老家伙。把灯光开足一点，照亮中青年作家。（《汪曾祺散文全编》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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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周有光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文字，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他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晚年，周有光每天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周有光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一生秉持“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周先生患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此后不再失眠。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26
越是精神层次高的人，越是低调。蔡元培先生，一生低调清贫，明明出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等高位，却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追求高调奢华。蔡元培迈进北大校门之初，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他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以后每次进校都会如此。在中研院任职时，蔡元培先生不搞特殊，只吃食堂大锅菜，连以供安心做学问的固定场所都没有。蔡元培出行或是步行，或是马车，从不坐人力车和轿子，从不招摇。他“两袖清风，一生低调”，却给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27
作家杨绛的前半生顺风顺水，中年以后，却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41岁时，她莫名其妙被一个不认识的女生控诉，失去了清华教授的工作。好不容易进了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工作，却无意中得罪了高层领导，被扣了个“谄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的帽子不说；还被当做攀权附势的势利小人，遭到了众人的排挤和孤立。工作时，没人愿意和她一组；福利分红，唯独没有她的份。领导也常常架空她，不给她安排重要的工作。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杨绛却毫不在意。她不向任何人诉苦，也从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披上了“隐身衣”，一个人默默读书，专心研究学问，翻译厚厚的《堂·吉诃德》。十年过去，整整八册的《堂·吉诃德》，她译完了七册，却又不幸赶上了特殊时期，她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译稿也全被红卫兵没收，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面对如此打击，她并没有哭天怨地、自暴自弃，而是对自己说：“简单点，糊涂点，开心一点，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
又一个十年过去，1976年，她终于将《堂·吉诃德》重新翻译完毕，而这个译本仍是至今为止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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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家殷海光，生性耿直，每次见到不平之事，就气不打一处来。有次，他吃饭时，忽然想到了一个讨厌的人，一时竟气到连饭都吃不下。 殷海光经常情绪不好，50岁便患胃癌离世了，而天天惹他生气的那个人却活到了89岁。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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