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淘书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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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淘书那些事
史飞翔

说起淘书，历史上不少名人都留下了淘书趣事。鲁迅自幼喜欢淘书。小时候淘的书多是“花书”。所谓“花书”就是各种画谱。随着年龄的增长，鲁迅不再淘那些只为好玩的图册，而是淘起经史古籍以及一些小说。1902年4月，鲁迅赴日本留学。那时鲁迅的收入是每月官费三十六圆，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除支付衣食学费外，其余的钱都用来淘书了。当时他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坊极力搜求各种外国文艺书刊。一次，他想买一本德文《小约翰》，跑到南江堂去，没有；又跑到丸善书店，还没有；最后只好委托丸善书店去德国订购。三个月后，当他拿着这本布面书时，内心喜不自胜。还有一次，鲁迅在旧书摊用一角钱淘了一本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唯一一本小说《绞吏的绳索》，尽管书页已散，但鲁迅却像得着宝贝似的。鲁迅的挚友许寿棠回忆，当时他和鲁迅经常去旧书铺淘书，只要囊中有钱，鲁迅总是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一边往回走，一边叹道：“又穷落了。”不仅如此，鲁迅还有过用金牌换书的豪举。与鲁迅先生一样，陈寅恪、胡适等人为治学，也都曾万金淘书。

陈寅恪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嗜好书。陈寅恪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他在哈佛读书时，每月生活费100美金，扣除必要的伙食费30美元，其余的钱他都用来买书了。1921年9月，陈寅恪离开哈佛大学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此时，国内政局动荡，官费停寄，陈寅恪经济拮据，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仍然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1926年秋，陈寅恪结束了长达18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回到清华国学院任教。此时，他仍然是淘书成癖，有空总去琉璃厂旧书摊淘书。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在《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中写道：“带我去过两次，一去就钻到旧书摊中流连忘返，使我这十来岁的孩子也跟着他转，不但感觉不出逛厂甸的乐趣，反而苦不堪言，第三次我就不跟他去了。”又说：“一次，他将积蓄的2000元买了一套日本印的《大藏经》，大约有二三百巨册。”

胡适一生非常注重旧书，他的藏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书。这些旧书大多是在北京、上海两地购得，其中有不少是他在坊间书肆淘来的。在北京时，胡适经常去逛厂甸、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书肆、书摊。当时琉璃厂的一些书贾知道胡适爱书，于是就代他收集，遇到好书第一时间送上门让胡适选购。相中即留下，不一定要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通常也不来催。关于胡适淘书，陈存仁后来在一篇题为《胡适之书生从政》的文章中写道，胡适到旧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他买书的习惯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这个价，他就不买了。他在北大时，见到好书记下名字，然后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买。

吴晗从小喜爱淘书。6岁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厨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吴晗宁愿挨打也要淘书。有一年暑假，他挑着行李从学校步行回家。路上看到一本书，很想买来，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铺盖卷全卖了。回家后被父亲打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刚打完，眼泪还没来得及擦干结果他又捧着书读起来。妹妹吴浦月见哥哥没钱买书还要挨打，就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全部拿出来送给吴晗淘书。

钱穆自幼就喜欢淘书、聚书。少年时他常在祖父遗留下的书架前流连忘返。等到读中学时，淘书已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嗜好。钱穆淘书以实用为原则，不为藏书而买书，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平和心态，他相反淘到了不少珍本。胡适藏有一本潘用微的《求仁录》，平时存放在保险柜里，视为秘籍，钱穆曾向胡适借阅此书。谁知有一天傍晚，钱穆竟然在东四附近的一个冷摊上不经意间发现了这部书，只用了几角钱便买下，实在是一个奇遇。还有一次，钱穆在无锡的一个小摊上以几角钱购得一部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后来傅斯年专程在旧书肆遍访此书，终不可得。

陈独秀留学日本期间，与章士钊、苏曼殊两人合租一屋居住。苏被陈、章二人戏称为“风流和尚”。有一次，三人断炊。陈独秀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去买吃食，他与章士钊在家中等待。哪知苏一去不返，等了许久，两人耐不住饥饿就睡着了。午夜时分苏曼殊才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陈独秀被惊醒以后，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苏曼殊扬了扬手中的书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淘着了。”陈说：“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苏说：“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陈独秀和章士钊两人气得连骂：“死和尚！疯和尚！”蒙被而睡。而苏曼殊一直不眠到天明，坚持把书看完。

淘书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享受，也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淘书其实是在建构自己的精神领地。毛主席说过：“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书却不可不读。”如今，我们也要发扬这种精神，工作再忙也要买书，生活再累也要读书，住房再挤也要藏书，收入再少也要淘书。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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