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书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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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时适逢文革，“停课闹革命”让教育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我童年的读书启蒙教育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他自幼读私塾先生管教特别严。从上私塾开始，读书必正襟危坐，面前焚一炷香，眼观鼻，鼻观心，苦读苦背。桌面上放十粒生蚕豆，读一遍，挪一粒豆子到另一边。读完十遍就捧着书到先生面前背。而父亲教我读书时，虽然没有焚香摆豆，但也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背诵父亲所教的内容。兴趣好时只读三五遍就琅琅地会背，有的则念了十多遍仍背得七颠八倒。有时候惹父亲生气，不背熟不让吃饭，我便越发心不在焉，肚子又饿，宁愿跪着受罚，也不愿将不爱读的背熟。眼看着灶房里袅袅炊烟，直等着奶奶来为我“求情”，这时候心里会特别反叛地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读书人呢？造反派们还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呢。左邻右舍的很多大男人，他们大字不识，不也快快乐乐的生活，照样批有文化的 “走资派”吗？

但后来听奶奶说邻居家大叔大婶因为不识字，一点点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被自己的亲房用假契约所骗，只有哭的份儿。又看到那些读书不多的街坊，常用颤抖的手给远方的亲人写信，总埋怨词不达意，十分艰难。有的读回信，因为识字不多加之来信书写潦草，不得不请我去念给他们听。父亲很严厉，母亲也劝我一定要用功读书，我才从内心里下决心，要努力做个“读书人”，替父母亲争一口气。

父亲是读古书的，听他给我读古书时，有的铿锵有味，有的拗口又严肃。慢慢的我字认多了，就想看小说。小说当然只能背着父亲偷着看。偷看小说的滋味，不用说比读正经书要好上千百倍。上小学高年级乃至后来上初中时，我把父亲藏书里所有的小说，还有妈妈工作的供销社里回收旧书报里的小说一本本偷出来，躲在我家偏房柴屋里后面去看。柴屋里有扇窗户，坐在里面，可以放眼看蓝天白云和对面马路上的场景，采光又好。天气冷了，我发现坐在柴堆上看书除了更隐蔽也很暖和。看《西游记》入迷时常常忘了吃饭，害得家人四处寻找。

在偏房柴屋里看小说，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勒令我以后要好好上学，不许再看小说。而我却发现了一个看书更隐蔽的安全场地，那是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叫做“安屋”的村庄，村庄背面有片树林。放学后我经常一个人在林子里面看小说，星期天更是可以在林子里消磨一整个上午或下午。我常常躺在某棵树的树荫下、或是一片绒绿的草上读着某一本长篇小说。我捧着书静静地坐在林子里面看，绝不会有人发现，格外有一份与世隔绝的安全感。

我也常带左邻右舍的小伙伴，轮流地两三人去林子里，听我说书讲古。小伙伴们想听我讲故事，只要说一声：“去安屋”，就是进树林里讲故事的暗号。

在“安屋”的那片树林里，我还真看了不少小说。直到现在，我对于自己读书的地方，并不要求如何宽敞讲究，任是多么简陋狭窄的房子，一卷在手，我都能怡然自得，也许是童年时代的心理影响吧。

上高中时，语文老师吴文彦先生，对我阅读的指导甚多，他劝我读书不必贪多，贪多嚼不烂。读一本书必要有一本的心得，吴老师还让我随时可以写读书感想交给他，而他每次也都会仔细给我批阅。还有从省城下到县中(管理图书)的“右派”沈老师，我也常常去他那里讨教。他知道我已经看了《红楼梦》，便让我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由小说探讨人生问题、心性问题。当沈老师知道父亲引导我读过《左传》《孟子》《史记》等书后，就介绍我看朱自清先生的《古书的精读与略读》，指导我如何吸取消化。七十年代末，中学生的课外书刊非常有限，沈老师对我说：如果是借来的书，自己将喜爱的章句抄录下来。如果是自己买的书，尽管在书上加圈点，写标注。他说“会读书的人，不但人受书的益处，书也受人的益处”。

我的阅读习惯，得益于父亲的启蒙，得益于吴老师和沈老师的指导。他们培养起我阅读的兴趣，与精读的习惯。特别是两位老师对我读书的指点，与父亲自小对我的阅读启蒙不谋而合。他们都主张读书不必贪多，而要能选择，能吸收。最记得父亲曾引古人的话对我说过：“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父亲的教诲一直到现在还在警示着我，但近年来我也总是贪多地买书，也觉得案头书愈来愈多，心头书愈来愈少。这也许是忙碌的现实，总觉得时间精力不足，许多好书、好文章错过，心中怅惘不已。

现在想想，对每一位爱读书的人来说，人生年寿有限，总要有几部最心爱的书，可以一生受用不尽。而常常突然会有一本心爱的书，书中人会伸手与你相握，彼此莫逆于心，直让你有上交古人、远接海外之快乐。

岁月无恙，碌碌大半生，回想当初步入社会，投入工作，常感水平有限，能力不足，便也常记起上学时先生的念叨：“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今，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面对爆发的出版物，浩瀚的书海中，只有就着自己的兴趣，与有限的精力时间，严加选择地阅读了。

（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黎晓东，安徽省省直机关干部。长期以来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工作研究等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得过各类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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