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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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并非严肃史书，由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书写，以文学性手法为这本文化史增添了画卷般的斑斓色彩。

本书通过对俄罗斯文学、芭蕾、绘画、戏剧、建筑、电影、音乐和日常文化等，主要是十八世纪后的文化起源和嬗变，“来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俄罗斯灵魂”与“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这本书以“娜塔莎之舞”为书名，并切入主题探讨，既是作者对文学经典《战争与和平》及托尔斯泰的仰慕和致敬，也表现了他对俄罗斯这一文化经典形象的深层探入的隐秘兴趣。在《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美丽精灵，是众人仰慕的贵族女孩，她偶然在乡间宿住时，与农民载歌载舞，感受到与广阔文化联系的愉悦，而作者就是以此为追踪，认为那背后联系他们的是俄罗斯民间文化渊源，它所引起的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感。在外界看来，这道贵族与农民间如此高不可攀的藩篱，就这么一歌一舞，如此轻易跨越过去了！这表现了文化基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用，它无声无息，不为我们觉查，潜藏我们动念之间，在适时情境中自然散发出来，有时力量敌过战争武器，但维护不同文化信仰也常常成为战争的根源。作者为“文化”作出了如此解释：“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它是某种内在的、情感的、本能的东西，是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并将其与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牢牢绑在一起的感情。”

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复杂的含义在英语中排前三名，其中四种主要的含义更为突出：（1）包括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2）是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3）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symbolic practice）；（4）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这一词汇在艺术性与知识性的意义上也许是有关创新的，但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则通常是习惯的问题。

一个有趣文化现象是关于俄罗斯新语言的创造。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后，上流社会的语言是法语，欧化了的俄罗斯人人格产生了分裂，他们的思维据此也一分为二。表面化的是欧式生活习惯，但内心却又有一个“本土俄罗斯情结”影响其情感。由于本土语言毫无精致可言，甚至表达匮乏，用于书面时使民族文学的发展成了障碍。俄罗斯的作家们不得不改写或者借用法语，来表达上流社会读者的情感和生活。到了19世纪早期，普希金等诗人不得不努力创造俄语词汇以挣脱法语的桎梏。

作为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不得不谈一下与“西化派”对立的俄罗斯“斯拉夫运动”。18世纪晚期，那些地主乡绅更亲近广大群众的风俗和信仰，不认可西化，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美德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保存在传统乡村的淳朴之中，真正的俄罗斯受到彼得堡外国风俗的掩盖和压迫，民族的最高美德存在于它最卑微的民众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俄罗斯人回溯自身民族苦苦寻找自我身份，创造了所谓“俄罗斯性”、“俄罗斯灵魂”的“俄罗斯神话”。

从地理位置看，俄罗斯辽阔的疆域既属东方又属西方，然而，它到底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呢？俄罗斯人民迷惑了，身份遭遇危机感，彼得让他的子民面对并仿效的是西方。俄罗斯所有的道德和审美规范、所有的品位和社交礼仪都遵循这一新兴方向，他们又痛苦地意识到俄罗斯并非“欧洲”，它总被欧洲排斥，历史上数次战争欧洲国家不与它结盟即是明证。在欧洲的阴影下，俄罗斯人因自卑而自尊，他们创造出一个民族神话“俄罗斯灵魂”，“被赋予了一种比西方的物质成就更高的道德价值。”他们近而认为俄罗斯因东正教的神秘特性而肩负着基督徒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自觉民族的独特性独一性，精神被赋予比“腐化的西方物质”更高的崇高感。

1789年法国大革命，“理想欧洲”在俄罗斯人心中幻灭，文化大同的启蒙理想弱减下去，民族主义兴起。自由派贵族站起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十二月党人起义。他们在1812年的战场上与农奴士兵结成联盟，形成了民主的思想。艺术家也都被号召来反思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色。普希金喜欢民间故事，常去乡村集市去收集农民的故事和他们使用的词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诗篇，他的民族性由此树立起来，也是时势所需。

在说到十二月党人时，作者特别提到皇室贵族沃尔孔斯基家族。确实对《战争与和平》中那位尼古拉·沃尔孔斯基将军记忆犹新，当时读还有点琢磨不透他历经百战退休后，独居乡宅，对皇室忠诚又有点疏离的态度，他的心理相当矛盾又复杂。读这本文化史让我理解了小说的背景，加深了人物理解，皇室贵族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作为原型，成了小说中这位退休将军，及其子安德烈公爵承继的精神关系，及理解托尔斯泰受谢尔盖·沃尔孔斯人格影响，一生践行一种朴素观点的脉络：通过劳动帮助农民，致力于为人民（国家的具体表现）服务，并力求在此中过一种诚实的生活。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照片，有一种迷人忧郁的气质，自带一种说不清的高贵，对于世间诸事，似乎他一览无余，他的所有神情似乎在对你说：“我明白。不过情势迷惑而复杂，我唯一能准备的是我的意志、我所认为的正义、我个人努力的坚定和柔韧……”曾经作为大贵族，他作为皇帝的儿时玩伴，而今又被皇帝剥夺一切权利，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有为这个世界的民主而战的长长的勇气，他的面部表情却又透露出预知结果的一丝丝悲剧意味……

为迎合皇上的文明爱好，各贵族大家庭被当作文化社交场所，作者罗列了当时许多贵族家庭为撑持门面举办的各种盛宴，从东方到西方采集的令人垂涎的各型食材，名目繁多，从白昼到午夜的笙歌永不停息的聚会，让人大开眼界。民以食为天啊，一日三餐，食物有果腹的功用，人人需要它，而文学作品带给我们叙述与故事的满足，常常因为它复活了人们关于色香味触感等的鲜活记忆。在餐饮文化中，许多人类活动与联结都和食物有关，食物是连接我们群体或个体记忆的最直接的媒触。

作者认为，“在俄罗斯农村文化的古老习俗里，农民的婚礼被视为家庭融合的象征。它被描绘成一种集体仪式，将一对新人与家长制的农民集体文化捆绑在一起，而不是两个个人之间浪漫的结合。他们自愿放弃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这是将他们与西方人区别开来的最大特点。”我在想，基于此传统，是不是由于提倡个人服从集体权威和利益，所以之后，俄罗斯人更热衷、积极建立了集体主义的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国家？

1874年夏天，由于斯拉夫运动影响，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乡村，与俄国农民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被号召“走到人民中去”。“他们幻想这里是一片和谐之地，见证着俄国农民天然的社会主义属性。”历史轰隆轰隆前行，事隔80年后，原来我们1956年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重复着苏联老大哥历史行过的车辙，后来苏联的政治体制措施几乎被毛泽东照搬了个遍……

《安娜·卡列尼娜》里热爱农民的贵族绅士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与农奴生活，及对贵族和农奴关系思考的写照。某中一个场景，是列文在农田里加入农民集体割草的幸福描述。是的，并不超负荷的身体劳动有时是令人愉悦的，在天地间，人在惯性运动的每个劳作的瞬间，头脑或天马行空，或什么也不想，失去对自身思虑的意识，人仿佛就是融入自然界的一只蚱蜢或一株青草或一片云，总之，那一刻，与天地化合为“一”。

托尔斯泰享受和农民在一起。在《战争与和平》里，卡拉塔耶夫这个农民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温和、不多言说，对他人充满理解与同情，用他纯朴的世界观和风细雨般的温柔性情感动着他人，当时惊叹怎么有这么完美的农民形象，但因为他的善与美而忽略了现实的“真”——他不大可能是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农民，而我当时也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托尔斯泰对农民的理想投射，他赋予他想要的品质，而这是那个时代潮流的理念反应——农民被斯拉夫化为“高贵的野蛮人”，更纯净的道德品质。

作者又称乡村女人对托尔斯泰有致命的吸引力，由于他拥有“绅士特权”，得到她们轻而易举。除索尼娅为他生的13个孩子，他至少还是自己庄园村子里十几个小孩的父亲。此处存疑。

读过托尔斯泰的《魔鬼》，其中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农妇斯捷潘妮达确实令人难忘，她身上洋溢的就是生命活泼泼的强健之美，天然无瑕，这自然天性没受任何压迫和污染，令男主人迷恋不已。但这是小说啊，作者是不是臆想，把它置换成了对托尔斯泰的真实生活？这本书被批有些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是否这也是一个例子？除了与索尼娅的13个孩子外，不过托尔斯泰年轻时确实放纵过，其间是非常矛盾自责的，托尔斯泰的自审习惯无人能敌，比如他忠于内心的日记，比如在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里，他痛苦的思考，想觅得出路而矛盾重重，是他的一些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后来他遁入宗教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思考的问题纯属形而上和宗教性质的，似乎根本没有答案，他又妄然身体力行想去践行它们，他最后在小车站的死亡是一出人类为哲学宗教迷惑又被现实羁绊的悲剧……

《女贵族莫洛佐娃》是一幅画，莫洛佐娃本人的原型是一名从西伯利亚来的朝圣者。读这里，想到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圣愚人物形象，虽然这位女贵族与他们大有区别，却都是信仰的化身。托尔斯泰终生为信仰所折磨，被这幅画像深深感动，是不是从而获得用小说去刻画他们这类信仰形象的启发呢？不过圣愚在当时俄罗斯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也可能托翁早已从日常把他们纳入心中，而决定用文字去表现这一现实生活影响普通百姓的一股力量，尽管圣愚的位置在当时俄罗斯看起来是边缘的，却又内化和塑造着老百姓的心灵。在《战争与和平》中，圣愚仿佛是永世流浪的吉普赛人，尼古拉·沃尔孔斯基将军的女儿玛丽亚，她对基督教的虔信追随似乎更像是托尔斯泰本人内心的涌动……

俄罗斯套娃被误认为是俄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但其实它跟俄国传统文化毫无瓜葛。“当初是因为接到马蒙托夫委托仿制日本嵌套玩偶的订单后，由马柳金凭空想象出来的设计。”所以俄罗斯套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的换装。

每当看见家里的一组俄罗斯套娃和从云南带回的一对白族女孩木雕，都会为她们异域风情着迷，把玩一番，对我来说，她们不仅仅是饰品，且是一种文化和民族渊源的追溯，活灵活现具体到每一个今人，我们每个人都从她们的仪态和表情里找到失散的亲缘的感觉，但又增添了一种你说不清的些许陌生的东西，引着你去探索那背后的整个历史与文化魅力……

关于俄罗斯芭蕾舞剧，经常被欧洲人看作瓦格纳式“总体艺术”在俄国的体现，但这块艺术领地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将所有艺术形态和手工艺集结在一起。“俄罗斯传统的集体活动，比如轮舞，就是各种艺术形态协作的产物。”著名的芭蕾舞剧有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春之祭》。由于受作者文字激动人心的描述，特地看了下这个舞蹈视频，音乐很棒，当一个美丽女孩为上天祈福献祭出生命后，压轴表演是女性集体狂舞，悲怆而又寄予明日希望的各种肢体动作情绪的爆发，回归原始舞蹈献祭仪式。作者把它看作俄罗斯典型文化中，个人服从和消融集体的有力例证。

发现本书作者的音乐鉴赏功力非常深厚，有许多令人难忘的音乐描述细节。我不懂音乐理论，但还是喜欢逐字逐句细读，作者用专业音乐知识比较俄罗斯音乐与德国音乐的区别，我着迷于他充满魅力的描述。之前细读另一位女性史学家芭芭拉谈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也非常激动人心。音乐里有最抽象的感觉符号，也许我着迷的是如何用另一种媒介载体——文字，来精准解释、表现和转换它如何成为可能。

穆索尔斯基推而广之，认为人类的说话方式也类似音乐表达，人们说话的节奏、韵律、语调、音色、音量、语气等都遵循音乐节奏表达的原理。他在1880年写道：“音乐这门艺术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用新的形式再现人类的情感，也在于再现人类的说话方式。”非常赞同，音乐为诉说，诉说为音乐。媒介是通道也是阻隔，重要的是在于所有人类情感信息的传达。我发现人们陷入某种情境中喜欢类推，比如热爱语言的人说宇宙万物在开口说话，音乐发烧友又说世界是一首交响乐的大合奏，不可知论者称宇宙是一阕神秘的圣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娜塔莎之舞表明即便贵族出身的她与农民天然有一种亲切感，那些内在联系使各人都感到有一种民族认同和归属感，托尔斯泰特别强调这些，那个时期有一些文学特别强调这些，就象一种思潮，或者文学就是一种原乡的寻找吧，我们总想为飘荡的分裂的灵魂寻找一个可容纳的家。

1906年，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好朋友马雅可夫斯基一起，开辟了诗歌的未来主义路线。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莫斯科街头的喧闹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语言：“刺骨的寒风从一根烟囱里扯出羊毛似的缕缕烟雾。一颗光溜溜的街灯性感地脱下了街道的黑色丝袜。”惊叹！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街头语言，百年后仍感觉新鲜！现在回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你也会想到那时是极具创新式的，诗歌一直在打破旧的语言范示，创造一种突然袭卷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语言新表达飓风，它要借这种突入来唤醒，躺于惯性的无精打采和昏昏欲睡的你，它更新你的体验，像一把冰斧劈开冰层，或像一束闪电的强震……诗歌一直带着更新语言表达的使命……

我们知道俄国人与鞑靼人的渊源，俄国的一些风俗也受到鞑靼移民的影响，贵族待客的习俗也明显被可汗的文化所影响。比如，俄国农民向蒙古人习来把一个人抛向空中致敬的方式，我们中国至今仍有这种集体乐乐的习俗。当年，纳博科夫的父亲为农民争得利益后，他的农民也感激涕零地将他抬起来抛向空中致敬。

嗯，这是纳博科夫回忆录《说吧，记忆》中的一个片段，这个场景非常感人，因为童年记忆都蒙上了一层珠辉，纳博科夫的父亲又是一个亲和、并坚持自己理想和政治理念的人，他与农奴相处不错，后来移居欧洲时主办报纸刊物遭政治暗杀，这是纳博科夫一生的隐痛，小时候的纳博科夫在俄罗斯度过了一个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极其富足的童年，尔后，十月革命，政治风起云涌，贵族被迫携逃，他们全家人也被迫流亡，因此，他对俄罗斯是爱恨兼具、极其复杂的，他的某些作品的行文语气里，他对俄罗斯的爱是真实的，又是有些嘲弄的……

关于绘画。列维坦和契诃夫是一对好友，两个人都钟情于破败泥泞的莫斯科郊外那忧郁的诗意气息。他们的作品互相映照，最共通、动人的地方是自然世界在心灵上的呼应。列维坦的风景画激发人们沉思的情绪和情感，契诃夫也在文字里紧随……

对风景的绝佳描述总让我十分感动，不是它的美，而是它不为人类所动的、永恒的中性面孔，相反，风景仿佛是反观人类的一双眼睛，又仿佛不，它隐退于它永久的沉默，我们只听见人类自我言说的回声……仿佛一种永恒的意味相对，我身临其境入画或站在它面前，大自然默然无语，亦或万物有自己的言词。现实的风景、人文、地理环境并非恒古不变，它们随四季悄然缓慢更替，而你见证着这种变化未免不感到惊奇！你的生命随自然节律也在衰老，文字中的风景描述仿佛是一种永恒的定格，它在，它等待，它永不逝去……另外，风景的角色尤其值得玩味，它从不伤害你，它任你观赏，从不出声，不表议论，它相当于一个无限的参照，目睹你自己的回声，与天地的和声……

作者有一段无聊贵族居于乡村而精神休眠的描述，据说这种惰性叫做“奥勃洛莫夫习气”，被公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顽疾。的确，人长期处于过度熟悉的环境和惯性时，无外来新鲜元素的刺激，意识常处于这种动物般生理功能的昏沉状态，人依赖他所熟悉的东西又反抗着这个襁褓和牢笼，如果无法更改一成不变的环境，要紧的是意识到你是能动的人并反抗，比如鲁滨逊就是很好的例子。

“俄罗斯女性舞蹈中也展现出了东方特色，她们保持头部平稳的重要性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玩偶般的动作，这些文化形式在特鲁别茨柯依看来，是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典型东方式对严谨规则的偏好，这意味着这些特点应该是来自亚洲，而不是拜占庭。（但作者认为这观点并不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在其它民族也可见这种舞蹈姿态）

那天打算去很远的地方吃海鲜，塞车厉害，就地去了中途的新疆大厦餐厅，这种地方吃饭有歌舞表演助兴。入门处，有一张大木床，两位施好脂粉、皮肤白皙的漂亮姑娘正坐着歇息，还有一个着蒙古靴的中年男子，他们一红一蓝一黄的民族服装。男的先开始唱草原歌曲，在大厅回荡着异域风情的曲调，许多印度食客正用餐，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反应，应是这里的氛围和餐食式样让他们有归家之感？之后女孩舞蹈，曲子也非常欢快，还顺便拉了一个台下的小姑娘加入，小姑娘有点害羞，她开始努力按自己的理解去配合，舞之蹈之，曲子太长，她的即兴表演应付不过来，招势用完，之后又全然不知所措，让三位新疆舞者像翩翩的鱼儿围着她转。之后，她害羞又努力镇定地观察和享受着这种新奇，最后她的小小心灵全然被欢快的鼓点感染，还有环绕她的热情，兴奋得小脸飞红，我想，也许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经历一种奇异的异域文化之旅，不知道这在她以后的人生会不会有什么“小种子发芽”呢？要相信，文化是无声无息地陶染……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大舞台，布尔什维克登场，他们宣称要创造一种新人类。这些人追随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理论家和革命家托洛茨基激情昂扬，充满诗情地描绘了重塑人类的“真实科学可能性”：

生产一种新的、“改进版”的人类是未来共产主义的任务。就当前来说，我们应当推进关于人类的一切认识，关于他的解剖学、生理学，还有被称为心理学的那一部分生理学。人类必须审视自己，将自己看做原材料——最多是半成品……

于是，布尔什维克把所有人赶进公共房屋集体宿舍，通过剥夺私人空间来重塑人们的心理，且重金聘请生物专家巴甫洛夫们研究人们的生理、心理行为构成，来改变他们的天性，向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集体乌托邦迈进，这些“少数聪明人”就这样担负起了救赎全人类的光荣职责，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种最骇人听闻的超级独裁集权专制。耳朵里不断回响的是《1984》里那句：老大哥在看你呢！

不知道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否受过尼采的影响？尼采也认为：现今之人纯属过渡，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永远不断地向往并去成为更高之人，于是他提出“超人”概念，他的“超人”不是现有成形物，而是借这种内生需求不断生成之人。尼采蔑视不动、墨守、保存，他高呼进取、挑战和战斗之力，直至与己消耗怠尽。

尼采呼唤一种“精神上的贵族”，即“超人”，因为“精神是镌刻在生命上的生命”，他们的荣耀是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脚超越自己。尼采高呼：“打碎它们，给我打碎这些旧牌匾！”他推倒一切陈旧价值，树立了三个新牌匾，建立了关于他的学说的三个重要概念；“永恒复至”（或译为永恒轮回）、“超人”、“强力意志”。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悖论之上。

他认为，“人是一根绳索，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一根悬于深渊之上的绳索。一个危险的前瞻，一个危险的中途，一个危险的后顾，一个危险的战栗和停留。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过渡，也是一个沉沦。”人的潜能恰恰在这种不定性和摇摆之间，人是危险，是希望，他要做那个拉绳者，拯救下滑的人类。

“尽管人类会赢得整个世界，却没有学会一件事，即反刍，”为了拯救人类之恶之蠢、之自以为是，尼采自扮了一个凶恶、强悍的形象，一个向人间深渊的垂钓者，他要把下坠的人类拽向他的山巅、他的高度。他深知他的理想时代没有到来，他思想的追随者会迟到成个世纪，但他有信心，他狂怒而哀叹：“有一天必然会来，是我们伟大的哈扎尔，这是我们伟大而遥远的人间帝国，千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帝国。”他不要人们沉沦、自我满足，永远检视来路，仰望，攀登，向上，向上……他要人们：“生成吧，成为你所是者！”

但显然，同为对人的改造，托洛茨基与尼采的理论大相径庭。托洛茨基强调被动施加，尼采更重视个人完善的内生需求，先知引领。想起了康德那句：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

为了建立一种更共产主义化生活的核心，苏联艺术也开始“共产”，艺术家必须用国家指定的方式确定视界。艺术不再是创造，而是复述着党自己编写的神话故事。国家只关注艺术扮演的道德教化角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应时崛起。

以塞亚·伯林作为英国驻俄大使，当时正值斯大林清洗时期，去面见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高压的政治氛围非常恐怖，而政府只选择性地给苏联人民严格审查后的单一的“合格”读物，戏剧也严遭审查后才能出演，所有文化播放按扭只为斯大林独裁政权服务。面见阿赫玛托娃应属私人拜访，那时伯林还年轻，三十来岁，阿赫玛托娃比他大，他们夜晚的交谈带给阿赫玛托娃非常诗意的感受，以至于为此献上一首美丽的小诗流传下来，阿赫玛托娃给伯林的印象是高贵而严肃的。作为诗人和思想家，我想正是基于他们眼见要遭破坏的文化根基受难，作为文化人共同努力，为维护和守卫的职责而惺惺相惜吧！

斯大林的“文化大清洗”全面展开，从戏剧、音乐到文学，甚至建筑艺术，无不纳入他的清冼计划。文学方面，先从诗歌开刀，对准了象征“俄罗斯坚韧不拔与人类尊严之精神”的阿赫玛托娃。因为他知道，在苏联，诗歌非常大众化，诗歌唤起并塑造俄罗斯反动精神的力量不可估量，然后对准讽刺作家左科琴，因为讽刺小说或戏剧如芒刺在身，解读辛讽暖昧，同样它极具反抗精神的煽动性。想起了布罗茨基的一段话：“艺术作品，尤其诗歌，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因为文学使一个人成长为一张表情独特的面孔。我们之所以提倡读文学，是抵抗人成为同一张面孔。

“寻找俄罗斯灵魂”，这一章我特别感兴趣。讲了几位鼎鼎大名的俄罗斯作家：果戈里、陀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他们的信仰与作品的关系。我想，作家的写作最终都导向了他的终极追问，甚至那些问题会缠绕和困惑他们一生，如米兰·昆德拉，如陀氏（他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就宣称他要把一生关于宗教的体验探索、哲学思考和疑问融入此书），还有著名的托尔斯泰，他不得安宁，一生都在向人生提问、向宗教和哲学提问、向所有人类智识提问、向自己的有限提问、向生与死提问，他左冲右突，现实与理想总隔着一层面纱，他困惑了一生，最后离家出走，很快病死在了阿斯塔波沃小车站。

很多年前，他曾在日记里写过：“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问我，你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看待生活，认为生活是通向神的道路，是爱的累积。我应该没有力气说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时我会闭上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将死不瞑目。”他死时，无人向他提出此问，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如何穿越这个带给他无尽痛苦和疑虑的障碍。这个问题意味深长，抛给了作为读者的你我，我想，这就是文学引人思考的意义之一吧……“爱”是一生的答案吗？可结果为什么总与我们期待的相悖呢？而文学是分歧和仇恨的调合者吗？

先来看看19世纪全民寻找“俄罗斯灵魂”的背景，这与东正教的特点有关：“19世纪俄罗斯人民试图从中世纪神秘主义教派中寻求真正的俄罗斯信仰。这种神秘主义中的反唯物主义理念与知识分子的思考形成了共鸣。”俄国东正教信仰的神秘根基，加上民族意识中的救世主情结，使得俄国民众对于在“神圣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一个纯粹的上帝国度抱有强烈的精神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这种在世界上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会的不懈追求，一直扎根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这也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

我们来看果戈里的信仰与作品的关系：关于果戈里在信仰迷局中困惑而绝望至死的史实，作者略带讥讽和轻慢语气的描述，让人欲笑欲哭。无疑，作者有点嘲笑他，因为果戈里执迷“民族魂”，迷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俄罗斯灵魂”，这是那个时代俄罗斯全体知识分子迷恋的概念。但他却没有触动现有的社会体制，他忽略了农奴制与专制国家的问题，可笑地宣称只要两者能遵守基督徒的信条，它们的存在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进步分子被彻底激怒了，他遭到四面围攻，好朋友别林斯基攻击他，原是同道的斯拉夫主义者也绝望地放弃为他辩护，而他的精神导师玛喀里神父也严厉指责他，让他羞愧和崩溃，说他没有理解谦卑的必要性，把自己当成了先知，然后疯子般狂热地祈祷，却没有搞清楚何为真理，也并没有从圣灵身上获得任何的启示。这更让幻灭的果戈里雪上加霜，让他信仰的精神一败涂地，最后在临死前还妄想一把通往天堂的梯子。这似乎是一个愚痴的悲剧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与信仰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追寻一种像是斯拉夫派的民族统一体，他脑海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关于神秘社会的理想，或者说是一个神权社会。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曾信奉对社会改造的道德需求，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认为人的自我精神改造才是影响社会变化的唯一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将基督教教谕与追求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正义相结合的一生，他认为自己在“俄罗斯灵魂”中找到了答案。”

喜欢的是陀氏小说夸张的戏剧性描述，角色人物大多有些病态，歇斯底里，性格极端，多为社会边缘性人物，或精彩描述人被事件挑起的极端心理状态，毕竟不是常态，我更信赖托乐斯泰作品人物从平常生活中走来的自然展现的真实，恰恰相反，他不靠戏剧性冲突取胜，而是生活厚实、强大、实在的内在肌里，像一个维稳三角架起他强大的叙述故事框架。

托尔斯泰与信仰：“托尔斯泰眼中的上帝象征着爱与和谐。他希望归属于一个团体，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就是爱。这一主题贯穿了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所有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都在追寻一种基督式的爱，一种与其他人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赋予生命意义与目标。”

契诃夫的作品与信仰关系：“契科夫将教会看作艺术家的支持者，而艺术是一种精神的布道。契诃夫并没有过分纠缠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抽象的问题。但他确实认为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对他来讲是如此，他认为对淳朴的俄国人民来说也应如此。他看到死亡只是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当他面对生命的终点时，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勇气，以及他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热爱。”

十月革命到来，旧世界正解体，新世界在诞生，国内动荡不安，大批俄罗斯贵族被迫流亡海外。流亡很容易产生艺术上的保守主义，在追忆与思乡里缱绻缠绵，走不出来，发展不出新风格。其实大可以理解，文学是记忆的还乡啊，流亡作家在新土地上相当于无根写作，而身份的焦虑使人紧紧拥抱传统。因为基本上，生活方式和文化定义了一个人，或一类人，或我们所说的民族。

纳博科夫是被当作侨民养大的。小时候，他总想象着自己是“一名流亡诗人，向往一片遥远、忧伤而永不毁灭的俄罗斯”。普希金是他的偶像，他小说中的很多主角都是那位幻想中的诗人的化身。

纳博科夫写过不少诗。彼时，他是一个痩长的十五岁少年，在一个记忆永恒的亭子里写他的任何主题的诗篇。他的第一首诗的孕育是从一滴雨开始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小水银球的东西突然沿着叶片的主脉表演了一曲滑奏。叶尖，叶片，下垂，解脱——发生这一切所占的瞬间对我似乎更像时间的一道缝隙而不是时间的一个片断，心脏的一次缺跳，立刻被一阵连珠炮般的韵律偿还了。我喃喃吟诵的诗节，在模仿着我的心脏和叶片一体时的那片刻间我感受到的奇妙的震惊。”

我们看见诗源于诗心，一种诗心往往是一种外在事物的不期而遇的突然入闯，让我们重新发现，重新看待事物，获得了新鲜的眼光与领悟，一种奇妙的震颤，电光火石的交汇，让你写那个瞬间的感受，诗歌可以说是你和事物的同时新生。

纳博科夫将认为，写诗能确证我们是时间上的某点。“无数琐事在发生着——所有这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瞬间的和透明的有机体结构，而诗人则是这一切的中心。” 我们写诗，可能是，你试图表现的那激情占据了主导地位，把它的媒介带回到幻想的生活中去。

纳博科夫认为19世纪早期俄国诗歌的问题是， “陈腐的词序（短动词或代词——长形容词——短名词）造成了思想的陈腐混乱。某些情感就和某些环境，不是出于人的意志的自主行动，被传统的褪了色的丝带联在了一起。”这样的观点，如今看来仍有见地。

纳博科夫在《洛丽塔》1956年版的后记说他的“个人的悲剧”就是——“不得不放弃丰富无比的母语——那些我可以信手拈来的自然语汇，可以娴熟驾驭的俄文，而以二流的英文取而代之。于是我失去了我的所有装备——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子、黑色的天鹅绒背景布、那些隐含的联想与传统；而一个本土的魔术师，一身白色燕尾服，风度翩翩，驾轻就熟地操作着这些装置，便可神奇地变幻超越他的文化遗产。”

一个远离祖国的流亡作家，如何生长？现实所迫，他肯定要重置第二语言的泥土、石块将自己包围，混种在他乡。一方面，他必得求助于母语的的最根系，更深地扎入那片梦里的土壤。不然他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被遗弃的第三方。异乡的流亡者啊，记忆的宠儿和弃儿，撕裂、混合，混合、撕裂，好在文学作了最强力的纽带，让它们以另一种方式畸形生长，去获得某种补偿性完整……

为了忠于俄罗斯，纳博科夫坚持每天读《现用俄语解释词典》十页，他说，“我惧怕由于异族的影响，自己会失去或者讹用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这唯一的东西——她的语言——这种惧怕变成了十足的病态。”我想，一个作家不背叛他的祖国的语言，这是最好的爱国的见证，超过任何其它华丽空泛的政治誓言，而文学，从某个角度说，是关于爱的礼物，即便它有时以批判和讽刺面目出现。

政治是只双头怪物，暗藏尖刀等利器。或许，从父亲和大弟弟悲惨被害的遭遇，以及整个家族衰败的命运，纳博科夫悟见了什么，自此誓与政治划清界限。之后，他将政治一脚踢开，集中精力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文学创作。有趣的是，纳博科夫认为，高尔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平庸的地区性作家”。如此评价，是否也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憎恨——任何作家倾向当局政治的拥护就会被他视之为背叛？

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作为警察的发展史（一个奇怪地客观和独立的力量，有时在一种真空中工作，有时十分无力，而有时在残酷迫害方面又超过了政府）。”

我们不要忘了，至少，纳博科夫的两位亲人——父亲和弟弟，他们死于非命，死于这个“警察国家”的有毒爪牙。我们也不要忘了纳博科夫作品中调侃和戏谑的幽默性，这样的腔调在严重的历史事实面前，在文学的戏剧性方面，给了我们艺术享受的沉重感兼具轻松感的品质，让我们哭着笑不出来，那悬挂的泪花冰凉，找不到它的人间归宿……

我们数次看到，纳博科夫喜爱的活动似乎都与文学创作扯上了关系，他有效地把它们当成了某种象征和替代，在不同事物间找到一种内在联结和一致性，比如蝶的拟态与艺术的模仿，幻灯片中窥见艺术中以小见大的手法，在足球场上的异装的诗人，以及这里棋局出题与小说冲突的关系。善于观察者总能有效地把一些看似表面无关的东西联结，归纳出适合他的特别的一套系统认知，从而将世界元素的一盘散沙汇聚起来，简化了事物认识结构，由此他将比寻常人掌握更多。这些人是真正出色的哲学范儿，艺术的哲思在这儿达到巅峰。

我们来看纳博科夫绝妙的比喻：与母语是热恋，在流亡生涯使用第二语言是权宜的婚姻关系。这让我想到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小说的不易，还想到翻译的问题，比如王家新老师，他似乎发展出两套语言系统，它们各自归档存放，在两个不同的抽屉里，按需索取，他的译诗与作诗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这未免不让人惊异！译诗风格现代新颖简炼，而写诗却一直锁在老派的深闺里，奇怪的大脑，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纳博科夫认为苏维埃政权阻止了“真正的文学”的发展。他对19世纪用文学反映社会内容和理念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同样抱有敌意，正是基于这点批评《日瓦戈医生》（“沉闷的传统作品”）——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生动的新闻体小说，缺乏形式上的美感而且冗长拖沓”）。

纳博科夫的描述性语句繁复而优美，像他一生热爱捕蝶、收藏的蝴蝶标本，那些繁密奇异的花纹之美，对他而言有神奇的天然的诱惑，我相信，他写作时就是在追踪此种美带来的快感，浑然忘了自己，也许他认为艺术的天职是捕捉它、迷失在这种美之种。他的审美趣味也许偏执狭隘，所以会毫不相容批评另一些不在他审美范围内的大家，但毫无疑问，在某个至美标准上，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他……

相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对俄罗斯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尽管斯大林时期禁演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出他扎根于祖国的文化，虽然他不大承认。是的，我们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感情，它意味着柔软脆弱的地方，或者当时无法认识自己的情感，也许，在作品里，它的观众并非面对某个特定对象，而只与内心相对，这种纯粹，才让他获得自由的表达……

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侨民艺术家，他在俄国教会的纪律与秩序中找到了心灵安慰。他说：“这些教规对创作管弦乐曲来说是严密合式的，如同它对个体生命的规范程度是同等的。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秩序发挥到极致的地方：不是一种思辨的、虚假的秩序，而是被赐予我们的神圣秩序，它会自我显现于内心世界和外化的绘画、音乐等。它是与混乱的斗争，后者与其说是无序，不如说是秩序的缺位。我支持在艺术中进行整体架构的设计，因为其中包含了秩序；创造性的作品是对混乱与虚无的抗争。”

斯特拉文斯基这段话非常感人，信仰是对失序世界的抵抗，艺术家的创作亦如是，他们在创造性作品中树立了新的规则和秩序，即便以“造反”的面目出现。在《斯通纳》里体现也尤其明显，大学教授斯通纳从不从众地关注二战的纷纷扰扰，只专注于他所信赖的对人文精神的延续保护，不让它被战争撕裂中断，他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抵抗世界，维护人文的微弱烛火不被扑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撑他，不让战争失序的世界侵扰它。推而广之，毛姆所说的“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似乎也算是一种信仰吧。

1937年在法国，诗人茨维塔耶娃之夫艾伏隆苏联间谍的身份暴露，“所有人都躲着她，她站在那里，就好像感染了瘟疫：没有人靠近她。”在法国，她的作品无人问津，生活艰难，一半是出于民族责任感，一半是为自己寻回俄罗斯语言读者群，1939年她才前往苏联，没想到等待她的仍是作品被禁，食不裹腹，上吊自杀的命运。

读到这里还有会流泪。茨维塔耶娃的诗情感非常强烈，甚至就是这种强度的高音像一阵飓风，比任何理智更先行打动和袭卷你，它比任何其它诗歌的形式更有效“劫掠”你，她是为数不多的一类仿佛为天性选中的诗人：她是靠激情而活的人（这解释了她无数次投射于多个男性的“文学恋爱”）火热持续的激情燃烧了她一生，她的诗歌就是生命之火的舞蹈。想象不出这样的打击所造成的反差。我相信这样的摧残比在一个性格平和的人身上更为残酷，之后她回国更严酷的现实在等待着她，上吊自杀也是可以预见的了。她后期的长诗巜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一改之前的风格，增添了大气跌宕，一会儿似疾瀑猛流，一会儿似落入山涧的破碎浪花的平缓沉思，交错起伏如一支沉厚的交响乐曲，相信是这些磨难的人生履历与她的性情气质交融的自然反应……

“人民内务委员会将高尔基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证据表明高尔基曾经与布哈林和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4年被暗杀——密谋反对斯大林。高尔基1936年去世可能也是这次密谋的结果。”唉，又读到了令人心塞的“高尔基之死”，以前在“东方历史评论”详细读过这一段历史瓜葛，总觉得，文学比现实的政治和人性善意得多，或者说正是人性之恶，我们需要文学去唤醒吧。

最后这本书在俄国文化部牵头举行的一个“俄国”式文化晚会里结束，艺术圈宾朋满座，伏特加酒助兴，每个人都宣扬着神秘的俄国魂……八十多岁好不容易才从异乡回国的斯特拉文斯基动情地说：

“俄国土地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事物是不可能忘怀的……每个人只能有一个诞生地，有一个故土，有一个国家，我离开俄国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然而，我是有权批评俄国的，因为俄国是我的，也因为我爱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外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他的话掷地有声回荡在大厅里，是的，他的每个字对所有人都是认真的。“俄罗斯灵魂”属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如果它属于民族主义范畴，又与世界文化主义成为悖论，但当时俄罗斯人像寻觅真理追求它、彻彻底底爱它也是真的，就像婴儿渐渐长大，他出离襁褓以自我意志去寻求身份，定制了一个新的logo……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些作品大部分音乐的灵感来源，都是来自彼得堡的欧洲遗产，而这在1917年就已失落。在个人世界里，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文学之中。他的谈话充斥着出自19世纪俄国经典著作的文学典故和用语。他喜欢果戈理的讽刺小说和契诃夫写的故事。终其一生，他都感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亲近。”作者似乎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所有辉煌与失落都借文学、音乐、那些创造它们的顶级大师们都融合在了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象征里，给我们无尽的沉浮悲欢之感，一如文化本身在历史里的起伏动荡，人类自身的荣耀和哀愁……

2019/12/20

（以上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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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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