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史语境和文本情境中理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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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20 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会议的核心方法论，我认为仍然是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这次大会表现出了足够的开放性，表现出照田兄想更多吸收革命的同路人的总体设计。因此，按照姜涛先生的说法，比如姜涛本人、冷霜以及像我这一类面目相对模糊的同路人也被拉进革命队伍，当然姜涛和冷霜的面目可能比我要清楚一些；而对我来说，则终于有了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但是“红旗”到底在我这里能打多久，我也说不准。不管怎样，还是要再次感谢照田兄以及何浩兄的不弃。

我特别欣喜的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都是精耕细作的大文章，既精耕细作，同时又有大关怀，而且大部分文章都跟文本的具体解读，以及美学、文学议题相关，或者把文学、作家和作品纳入更宏阔的视野和语境进行讨论，都是我本人感兴趣的话题领域。

我今天的想法，要从董丽敏老师的论文开始谈 ，但董老师不在场，所以对她只能缺席表扬。我觉得就论文写作的境界而言，董老师的大作也许是堪称典范的，问题意识特别鲜明突出，论述的层次和思辨的肌理，还有文本分析得恰如其分，都堪称典范。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就是你找不到吹毛求疵的缝隙，不留丝毫破绽，所以你的问题就只能从董老师文章的内部视野和内在逻辑中生长出来。我特别欣赏的是她的文章中对“文学 ”的讨论，其实在评议阶段，大家已经关注到她的文章中“文学”这个议题。因为在小说中指涉“文学”，尤其是集中地思考文学，把文学作为一个有征候性的象征物进行讨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确堪称不可多得的范本，也的确是我们讨论“十七年” 文学文本中关于文学认知的最具有征候性的小说。

我的问题是，董老师揭示了或者说还原了王蒙小说中对文学理解的某种复杂性，甚至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悖论性。一方面小说里的两个人物——刘世吾和林震，也包括林震背后的王蒙， 的确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象；但另一方面，董丽敏老师又认为在林震及其背后的王蒙的视野中，“文学与现实在政治层面上被看作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因而是以理想方式介入现实的，就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治理所当然的努力方向”。也因此，文学的功能在这个小说中，或者在董老师的判断中就呈现为两种向度：一是现实政治的介入性；二是寄寓了理想和理想主义的超越性，超然于日常生活，有透明的、美妙的单纯的特质。在我看来，这两个向度之间构成的就是某种悖论的关系，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是分裂的内在图景，而不是一种同一性。但换一个文学时代，文学的介入性和超越性之间可能就不会呈现出这种分裂的关系或者是悖论的图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蒙的这篇小说对于我们理解“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关于“文学”本身的理解，是相当具有征候性的。这也是董老师大作对我的一个启示，她提供了我们理解“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社会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图式。

而“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更为主导的面向，可能就是这种文学与政治、与现实的自我同一性， 发展到极端，文学和政治就构成了逻辑层面的同义反复。而思考“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困难之处，正在于如何从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同义反复中剥离出真正的文学的力量，文学作为乌托邦式的参照以及理想主义的激情，也包括刚才何吉贤先生讨论到的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样的一些维度如何存在？又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十七年”的文学文本中？这就是社会史视野致力于解答的问题之一，而且做出了卓有成绩的工作，尤其是在今天下午我听到的社科院几位同人发表的精彩的讲话中，这个工作真的是卓有成效。

而文学和现实在政治层面上的这种内在同一性，也同时启示我们，对延安到“十七年”文学的理解必然要建构文学与政治互为参照的视野。或者像何浩那样建构文学、政治和社会的三维坐标，才能够更合理、更有效地安置“十七年”的文学图景。

但王蒙这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更内在的悖论性在于，文学作为“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的途径，在小说中实际上是被压抑的，文学的超越性、理想主义以及乌托邦特征，可能难以构成文学内部的结构性参照。而文学的超越性被压抑的结果，就使文学更容易成为与政治自我同一的表达。因此，在文学的内部理解文学的超越性，可能就会像鲁迅所说，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离地球的努力。因此，如何建立审视“文学”的超越性机制，就是一种从文学内部难以自我生成的维度。

那我们如何在外部或者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建构更高层级的描述呢？也许洪老师刚才的发言，包括这几年他研究当代文学中的外国文学视野，类似这样的努力方向会提供某种结构性的契机。就像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所携带的那本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为文本内的一个征候性象征物一样。

最后，我想说的是，姜涛兄所欣赏的这次照田兄把我们这些同路人也拉进会议的壮举，或许也是为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建立一些他者的眼光的举措。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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