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她只是个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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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

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

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

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

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

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

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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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沉默或者微微涨红了脸，这些都是乖巧女孩的不响。这种状态一般延续至女孩长大成人，甚至成为蕾拉笔下《食人魔花园》中被欲望折磨得遍体鳞伤的阿黛尔，当不得不开口说痛的时候，保持羞赧才会受到更多怜爱。不言语，低声啜泣，内心涌动，无声的顺从，成人的世界，男性游戏的规则。生活是不允许女孩子说太多话的。

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里，这种成长情绪得到注解，比如“我”。“我”点点头，费很大力气咽下食物，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听爸爸发表一些关于“我”的见解。

但在生命成长之初，“我”和弟弟没有性别意识。女孩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女孩的。

爸爸剥狐狸皮的时候，孩子天然地视这为一份美妙的圣诞礼物，为“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感到兴奋。大家一同喜爱这些节日仪式，向往着某一日取代父亲，成为这种（男性）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人都有机会。

他们同时惧怕黑暗，女孩子拿出比弟弟更多的对抗方法。她能根据光线范围判断安全距离，唱象征勇气和胆量的歌曲，比如《男孩丹妮》（弟弟唱《铃儿响叮当》），甚至在梦中，女孩可以射杀狂暴的狼，骑着高头大马走街过市。她还会射击。

可以说，在没有性别意识的干预下，孩子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健康，还没有受到能动者惯习的冲击，不必反抗关系中的性别方式，享受自由的抉择。他们都是真正的来自加拿大北境属于黑松林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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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和女孩》是一个成长故事，是一段关于女孩的心灵启蒙史。

当性别认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迫使她们认知自我的方式，不再是追求自由的决心、主宰命运的确定感，也不仅是体态和心理特征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家庭/社会的认可。

不同年龄段女孩提供的劳动可用、好用，却无法兑现价值，这种理所应当的“宣言”，往往率先由父母发声，然后经社会环境、职场工作、婚姻日常普及：

我听到妈妈说：“等莱尔德大一点，你就有真正的帮手了……那时候，我就可以让她多干屋里的活儿了。”她提起我的语气，有一种疲倦的平静和惋惜，总是让我心神不宁。

“我刚一转身，她就跑了。我感觉家里就像没有女儿一样。”

“我想让你见见我新雇的帮手。”“耍我，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她为什么要提莱尔德？他谁也帮不了。现在，他到哪里去了？荡秋千把自己荡恶心了，绕着圈走来走去；或者在抓毛毛虫……谁能想象莱尔德能干这些活？莱尔德会记得锁门吗，会从树枝上摘下一片叶子清理水罐，甚至还能把水桶车推过去，不至于打翻吗？

“我”在旁人眼中的特征是——纤细，瘦弱，不永远属于户外劳动，那些责任心、耐力、日渐结实的身体，都不是加分项。

来自家庭的话术，或多或少地在不断暗示，女孩的劳动力是有缺陷的，只是出于劳作的迫切需要，暂时得到（男性权威）的认可，却无法替代他人，是替补队员，短暂救场，而弟弟呢，顽皮的天性不但不会遭来责罚，反而能得到更多宽容。

不仅如此，严格的劳动二元论性别分工思想，深深影响着母亲在私领域的从属地位，并且要求她承担着，传递女性气质关于家庭生活观念的使命，家庭，厨房，水槽，细密的针脚，光洁的地板，齐整的衣裙……一切都是命中归宿。

萧红也曾写过这种成长中令人失望的痛苦。在《山下》，林姑娘被克扣薪水，雇主说：“你十一岁的小女孩能做什么呢，擦张桌都不会。”受困于贫穷和性别中的孩子是多么惊恐慌张！虽然她完整顺畅地完成了工作，但表现出来的是“耳脸一齐发烧”“心跳把眼睛也跳花了”。

在这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待遇，均被解读为无法逃离的天意，似乎只有接受命定的“逻辑”，女孩才可以得到零星半点的垂怜，不禁使人发问：日常生活在什么时候把女孩逼成了女孩？

“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象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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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孩和女孩》中，把人物从愤懑中“解救”出来的，是女孩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的心理也呈现出其特有的一面。

“我”认为，漂亮且四肢优雅的狐狸，应该拥有像“星星”“莫琳”“戴安娜”这样的名字。因为对动物和草植的天然亲切感——它们应该是弱势群体，而非待宰羔羊。“我”产生了母亲一般的感情。

观看屠马，女孩注视着它翻滚后背、颤抖的肌肉，以及溅在褐色草地上的血迹；弟弟冷淡而平静，唱一些高昂战栗的曲调。对于杀戮的不同反映，“我”突然触摸到了女性的彼岸，对父亲和弟弟的世界有了抵触和距离。

于是“我”开始布置房间，做梳妆台，在和弟弟的床之间设置路障。男孩长大了，体格上的发育为父母所喜，但女孩的长大不为人颂。“我”还做一些梦，梦里的女孩不再威风凛凛，反而愈来愈柔弱娇小。身体上的活力和力量，通过潜意识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使女孩逐渐习惯了外界的规则、界定和“改良”。“我”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少，“我”对外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少，从而迈入整齐划一的自我关注和自我修饰。

最后，放马成为“我”最后的赌注，也是家人对“我”的最终审判。

莱尔德隔着桌子，看着我，清晰地、骄傲地说：“……她本可以关上门的。但她没有。她开着门，故意让弗洛拉跑掉。”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没有反对，即使心里也没有反对。也许这是真的。

这是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而我生活的真实世界却从来没有这种机会。

于爸爸而言，无论女儿多么能干，他能为做的，只是提供原谅，为“我”女孩的身份正名；于弟弟而言，“我”的长大危及了他的领地与空间，事实上，他也正逐渐长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渴望竞争的男孩。

于“我”而言，我获得了来自性别的宽恕，接受规训，其中既有心理特征趋于成熟的原因，也如同坠入一间福柯式圆形监狱，开始自己管制自己，将来“我”也会得到奖赏（提升、赞成甚至爱情），得到美的定义和美学标准，得到身份认同。

可只有自己知道，“我”不是完全出于热爱女孩身份而成为女孩的。“我”仿佛一个落选者。

这样的成长体验，在平凡家庭故事里，在那些真实的生活中，究竟能说服谁，能打动谁，能为孩子带来怎样丝丝缕缕的自由与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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