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读后感-帕布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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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就是他的圣地

——简谈王西兰的文学之路

（1972年5月12日，王西兰在《山西日报》发表诗歌《女羊倌》，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到2022年5月12日，整整50年。之前，我在微信读到冯浩先生在《运城晚报》发表的纪念文章，又听作协的朋友说起此事，便把自己以前写的《文学，就是他的圣地》贴出来，表示纪念和祝贺。朋友李先铎读到之后，发心诵读录音，在他的《先铎悦读》公众号上分两天贴出。我把他的录音要过来，在这边再搞个“先铎悦读版”。照片也更换了一下，是5月13日拍的。王老师手里的花篮，是我们陈台长送的。）
作家王西兰以《耧铃叮当的季节》《大唐蒲东》《中国农民原贵生》三部作品，先后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不论是在运城市，还是在山西省，这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了不起的文学成就。我与王西兰老师相交二十馀年，既阅读过他的各类作品，见证过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同时也经常得到他的耳提面命。所以，不揣浅陋，结合自己的见闻感悟，简单谈一谈王西兰的文学之路。

《送葬》

和王西兰老师相识，大约是1999年，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送葬》出版不久。还没见面，他便托人赠送了我一本。认识作家王西兰，便是从《送葬》开始的。
《送葬》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心娃”，出生于西北兰州，父亲是商铺掌柜，家境优裕，他从小便过着娇惯而幸福的生活。但没过多久，城里搞公私合营，私营商铺的工作人员被大批遣散回乡。回乡之后，精明能干的父亲，变成了不合格的农民；贤惠善良的母亲，变成了身份不明的二太太；“心娃”自己，则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多馀孩子。农村里的大家庭，经济本来就不富裕，一家三口饱受人情冷暖。不久，父亲含恨去世，“心娃”母子又经受了更多的磨难。无奈之下，母亲携子远嫁他方，“心娃”幼小的心灵中，对故乡对家族，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多年以后，事业有成的“心娃”接到了老家的消息，祖母去世了，需要回家送葬。他百感交集，开始重新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这部小说是催人泪下的。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人间常态，在当事人看来，则是锥心之痛。不过，在我这个特殊的读者看来，它却是《红楼梦》的一个变种。小说的写作笔法，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写得细腻，写得巧妙。我由此知道，王西兰精心研究《红楼梦》，感悟极深，心得极多。他不是考据派，没有把精力花费在人物形象背后的历史事实上，而是从中观察人情世态，探求写作笔法，最后化为己用。

后来和王西兰老师熟悉了，知道他确实爱读《红楼梦》，也爱给人讲《红楼梦》，近几年还专门写了不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另外，他对古典名著《三国》《水浒》以及其中的毛批金批，都有精深的研究，只是公开讲得比较少而已。

《耧铃叮当的季节》

王西兰早期最出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耧铃叮当的季节》，据说曾翻译流传到国外。我见这篇小说却比较晚，是从王老师的小说集中读到的。

《耧铃叮当的季节》写得是一位生产队长，以前因为劳动出色，被提拔为队长，管了事，掌了权，也脱离了具体的劳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了各家。队长虽然还是队长，但管得事情少了，权力也变小了，自己又需要参加生产劳动了。到了播种季节，他的心理难免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这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品能出名，能被翻译到国外，正是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典型人物。我也是农村出身，小时候见识过不少生产队长，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任的队长。虽然没有切身的体会，但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能产生不少共鸣。掌权的队长和不掌权的队长，完全是两回事。

王西兰的短篇小说集，也以《耧铃叮当的季节》命名，获赵树理文学奖的，正是这个小说集。

王老师早期的创作，大都是反映时代的主旋律作品。他生长于基层农村，有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因为好读书，有才华，擅写作，在农村崭露头角，由此成长为县里的文化干部和青年作家。他的创作，引起了老一辈著名作家的关注，曾经一度到省作协的刊物编辑部借调工作。

王老师最爱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述他在省作协刊物编辑部的工作经历，如何阅稿、选稿、定稿，如何给基层作者回信，如何得到山药蛋派老作家的指导和帮助。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重要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光我自己，就听过不下三次。每次，他都讲得认认真真，津津有味。我明白，这是王老师的精神传承，他亲炙过山药蛋派老作家，是山药蛋派的亲传弟子。

我记得有人曾经评论过，说王西兰是“拔丝山药”，与传统的山药蛋相比，他的创作技巧更加精细化了。除了《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王老师也给我们讲过杰克伦敦、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等外国作家。他的艺术渊源是多方面的，这份香甜的“拔丝山药”，其实都是苦学苦练出来的。

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中，一部分主旋律作品，虽然写得精美，但时过境迁之后，感染力就不是太强了。另有一部分被王老师戏称为“玩闹”的作品，比如《抓赌》《撵狼》等，和主旋律关系不大，却充满了农村生活的趣味，这部分作品是很好读的，代表了王西兰的另一个侧面。还有一部分作品，和王西兰爱好的戏曲有关，写了一些戏曲艺人的趣事，也非常好读。

可以说，早期的王西兰，既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自得其乐的有趣味的作家。

《大唐蒲东》

和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相比，长篇小说《送葬》算是王西兰的一部转型之作。从关注农村关注时代，转型为关注自我关注心灵。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达到心灵的升华和解脱。这个时候，他已走进了中年，工作关系很快也从永济调到了运城，担任了市文联的领导。从作家的角度讲，功成名就之后，文学之路似乎就看到了尽头。但不久，他创作了文化散文《大唐蒲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大唐蒲东》的创作背景，我大致了解一些。出版社要出一批宣传地方文化旅游的书籍，由当地的作家书写自己的家乡。王西兰是永济人，就奉命撰写永济卷。

写这种书，不仅需要精美的文笔，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王西兰在永济工作多年，做过文化馆长、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参与过永济不少文化活动，知识量是足够的，但他仍然下了很大的功夫。

试举一例，写普救寺的相关章节，不仅需要熟读《西厢记》，还需要知道一点佛教文化知识。王老师对佛教是不太熟悉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然后积累了不少问题。有一回我去永济出差，王老师和我相约在宾馆外的小亭子里会面，交流佛教知识。那次，我充分领教了王老师的博闻强记。他没有拿书面材料，所有问题都装在脑子里。他一条一条地问，我一条一条地答。他也不作记录，都是直接记在脑子里。那次聊了两个多小时，对我而言，如同经历了一场考试。实际上，在后来的写作中，佛教文化知识只占相当小的比例，但王老师几乎把佛教史和佛学概论都过了一遍。在一个细节上都下这么大的功夫，在其他地方下得苦功就可想而知了。

《大唐蒲东》的写作风格，我以为王西兰借鉴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些笔法，另外还有自己“拔丝山药”的传统风格。用极其优美的文学语言和极其丰富的文学技巧，扎实丰富的文史功底，把永济市的几个重要文化点都充分展示了一遍。写鹳雀楼和唐诗的那一章，美得就像一部大型歌舞剧；写司空图和王官谷那一章，则充满了祭奠唐诗时代的浓浓悲情。

这本书出来之后，在社会各界大受欢迎。永济市甚至成批购买，分发到广大干部手中，做为地方文化的学习资料。而在外地，这本书也发生过一些感人的故事。甚至在出版多年以后，还有人向外地朋友大力推荐这本书。

《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既可以说人，也可以说作品。内容大于形式，则显得粗野；形式大于内容，则显得浮华。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就是高贵的君子之风。王西兰的《大唐蒲东》，就是这样一部形式和内容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他本人，也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转型为底蕴深厚辞采华茂的文化学者。

《中国农民原贵生》

王西兰青年时代在省作协做编辑时，经常要处理退稿。退稿有不同的方式，作品虽达不到发表标准，但质量不错，还有希望改进提高的，就要撰写一封带鼓励性质的退稿信。王西兰给老家一位青年作者认真写了一封退稿信，回乡之后又亲自见面交谈，结为好友。这位青年作者就是冯浩，后来撰写了很多成功作品。而他们二人最成功的合作，就是《中国农民原贵生》。
原贵生是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企业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有关方面希望撰写一部原贵生的报告文学，就找到了王西兰和冯浩。当时，王西兰已经退休数年，冯浩也即将退休。两人合作，一起采访，然后由冯浩执笔撰写初稿，王西兰负责后期的把关修改。在写作初期，原贵生的龙门集团，正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面临困境，写作完成之时，龙门集团也迎来了新的转机。这期间，原贵生又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王西兰和冯浩，都是农村出身的作家，熟悉农村生活和农村人物，他们和原贵生的年龄、经历也差不多，有较多的共鸣。他们三人的合作，可以称是“天作之合”。
原贵生出身于清贫的农民家庭，祖父是著名的车把式，父亲是有作为的生产队长。一家人勤劳能干，生活也充满希望。但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陷入危机。不久，母亲改嫁、祖父去世，原贵生兄妹三人依靠叔父生活，过得就更加艰难。他辍学务农，因年龄不够，只能算半劳力，挣很少的工分。为了助力家庭经济，他拼命劳动、加倍劳动，并且想方设法，四处谋生。亲人的冷眼、邻里的关照，时时处处都在他心灵中划下刻痕。熬到十七岁后，他参加了治黄工程，在工地上积极表现，引起了领导重视。不久又去绛县五四一工地劳动，再一次引起领导关注，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后来，他担任村里的民兵突击队长、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副书记等职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改革开放以后，龙门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又迎来了发展工业的新机遇。原贵生以村干部身份，参与了村里创办焦化厂等工作，成长为新时代的农民企业家。
龙门村经历了著名的泥石流事件之后，新老干部换代，原贵生当选为龙门村的带头人。他抓住新的机遇，组建了龙门企业集团。又根据时代需求，把传统的农村改造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农村，因此名闻遐迩。这一时期，他经历了自己被诬告、儿子被绑架杀害、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站稳了脚跟，把好了船舵，连续三次当选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这本书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前半段，也就是原贵生十四岁到十七岁那段经历。两位作者熟悉农村的风土人情，也了解那个时代的林林总总，原贵生讲述的那些人生苦乐，两位作者都能充分理解，产生共鸣，所以写得极为精彩，极为感人。原贵生的人生后半段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砺是分不开的。他坚定的道德品质，长袖善舞的经营之道，也和少年时期的种种经历分不开。写好了前半段，后半段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后半段写得好的，不是传主原贵生，反而是老支书“王世明”。这个老支书有担当有作为，是个老式的好干部。但其工作作风有明显的缺点，也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最终就成了阻碍农村发展的绊脚石。这个人物，因为是陪衬原贵生的，着墨并不多，但却相当典型。他与《耧铃叮当的季节》中的那位生产队长，有一定的渊源和相似。
《中国农民原贵生》荣获赵树理文学奖，对王西兰而言，是一件计划外的事情。他已经获过两次奖，本不愿再占参评名额，但因为冯浩还未获此奖，为了帮冯浩一把，他就同意参评了。作品最终能获奖，题材优势是一个原因，两位作者擅于描写农村生活是另一个原因。

作家老师的个人风范

王西兰还有一部成功作品是《不朽关公》，后改名为《关羽传》再版。限于篇幅，本文不过多介绍了。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王西兰作为作家和老师的一些个人风范。
写完《送葬》不久，王西兰就从永济调到运城文联担任领导。几年后，运城市作协成立，王西兰又担任了作协主席。认识二十多年，交往的次数相当多，对王老师的为人就有了不少的了解。
王西兰老师是一名作家，对我们来讲则属于前辈的作家、老师。他的角色意识很强，和我们见面聊天，很少说其他事，时时处处都不忘文学创作。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他会及时表扬；你许久没有发表作品，他会提出批评。要不然就是拿《红楼梦》等经典说事，细细地讲述《红楼梦》里的人情世故和写作技巧，给大家开窍。自己的作品中有了精彩段落或精彩句子，他会不避嫌疑地朗诵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类文学现象，他会提出鲜明的观点，有褒有贬。比如，他认为网络写作大都是写完就发，好友大量点赞，作者沾沾自喜。因缺少编辑把关修改的程序，不利于作者的成长和进步。所以，他一直建议中青年作家要坚持向传统文学刊物投稿。
有时候，他会用书信、微信等形式，给远在外地的青年作者一些具体的指导；有时候，他组织起一批人，给大家办讲座、讲创作。这方面的信件及讲稿，他后来也汇集成书，出版发行，在文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运城市的中青年作家，大都受到过王老师的指点和推荐，在文学道路上有所进步。比如，李云峰以前在《河东文学》做责编的时候，王老师就和他谈过心，指出他以后应该在文学评论方面多用功夫。后来，李云峰不仅写出了很多精彩的评论文章，还成长为刊物主编、作协主席，并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我自己，原本只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运城政协搞《河东文化丛书》的时候，王老师大力推荐，让我参与写了一本，从此我才敢写大部头的作品。
生活中的王老师，有一些小性子，从来也没有掩饰过，但他表现更多的，是宽容、厚道、谦和、友善，在人际交往中，礼貌周到、言辞得体，是个彬彬君子。他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勤奋，具体来讲就是肯写。中年以后，他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严重时候痛苦不堪，但大作品小作品仍然陆续问世。退休以后，稍得清闲，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关羽传》《中国农民原贵生》就是退休以后的作品。最近，他仍然和冯浩合作，在创作新的人物传记。对我们后生晚辈来讲，王老师不仅有“言传”，也是有“身教”的。
以前，我曾很八卦地打听王西兰老师的写作习惯。王老师说，他每次写作前，先要把房间弄得整整齐齐，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从容开始……
文学，就是他的圣地。
先铎悦读：《文学，就是他的圣地》（一）
先铎悦读：《文学，就是他的圣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