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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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教育经典名著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命运不尽相同。侯怀银和祁东方等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现节选其中的一部分。

一、第一阶段：广泛传播和应用（1919年～1949年）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与杜威来华密切相关，该书付梓三年后，杜威的足迹踏上了中国大地，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传播：一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人在主流报纸、期刊上系统介绍杜威的学说，对其教育哲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大力宣传，为杜威来华讲学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二是杜威来华后开展的系列演讲。在华期间，杜威多方接触国内学者，认真准备演讲，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系统阐述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是杜威演讲的重点。杜威在中国任教期间，曾以该书为教材教授教育哲学。三是对杜威文章和著作的翻译。当时《新教育》《教育杂志》以及其他报刊大量刊登介绍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1922年9月，常道直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即《民主主义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达4版，1931年达6版。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邹恩润译、陶行知校的译本，192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以《民本主义与教育》为名重版。该书的出版次数和发行数量充分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当时学界探究新知的热情与渴望。

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教育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迅速应用，从学术研究、理论学习到学制借鉴和实践办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究其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经济上，欧美各国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控制，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极为难得的黄金时期，社会迫切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需要新的教育思想的介入。政治上，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时代最强音，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文化上，“五四”运动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国人开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之中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杜威的教育理论恰逢其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阶段：备受质疑和批判（1949年～1977年）

这一阶段，人们不再唯《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理论“是瞻”，杜威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的教育哲学及其理论成为众矢之的。1955年5月，曹孚在南京市做了一次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报告。紧接着，1956年，曹孚又发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一书，对杜威的教育作用论、教育目的论、教学理论和道德教育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杜威所说的“教育应有个别的、特殊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年轻一代的资本家，只关注当前的目的，而忽视未来的目的，只承认个人的目的，而否认社会的目的，是一种错误的教育目的观。总体来说，在此期间，杜威的教育思想基本是以“反动”面貌出现的。

杜威来华时，蔡元培曾在杜威的生日祝词中言及：“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而曹孚在他的《杜威批判引论》中指出，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批判杜威的教育理论最好的话。以杜威的教学方法论为指导原则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一定犯“思而不学”的毛病。时隔仅30余年，孔子之于杜威却发生了相反的转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爆发的斗争波及教育领域，我国教育学进入了“苏化”“语录化”时期，“突然之间，追随杜威主义变成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杜威成为“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流毒”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在此之前，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这段时间对他的批判也是“全方位”展开，出现了很多质疑杜威的文章，如车文博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反科学反革命的本质——对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的批判》(1956)，傅统先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1957)，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1957)等。他的弟子自然也难逃厄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被认为是杜威的翻版，也受到了批判。

第三阶段：重新审视和深研（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人们开始再度审视以往的教育理论和观点。作为对世界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的教育理论也重新得到了学术界的评价和认可。有人甚至认为杜威的“做中学”和毛泽东的“从实践中学”是一致的，很多再评价杜威的文章和著作先后发表、出版。1981年，赵祥麟、王承绪编译的《杜威教育论著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节选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会的职能”“教育即生长”等13章的内容。1990年10月，王承绪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重印，2001年5月发行第2版。

国内研究者在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进行整体性述评的同时，也围绕该书的具体观点和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在元研究的层面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研究；在教育理论的层面上，对杜威的民主主义观、教育社会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德育观、课程观等观点展开了讨论；同时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之中，对杜威的课程理论、学习方法、社会公民的培养、探究性教学法、五步教学法进行了探讨；基于比较研究的视野，对杜威与孔子、陶行知、赫尔巴特、康德的教育思想，以及梁漱溟的生命哲学进行了比较，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反思的视角，探究了杜威教育思想对学校管理、师生关系建构等方面的启示，回顾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影响，系统梳理了美国近年来有关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研究。此外，杜威有关职业教育、儿童教育的论述也走进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资料来源：

侯怀银和祁东方的论文原文约1万字，本文只节选了第1部分，且略有编辑，目的是对前期在本公众号推出的“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解读”（1-5）做一个资料补充。深度学习或引用请查看：侯怀银，祁东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为纪念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100周年而作[J]．课程·教材·教法．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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