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活着》余华：生活，还是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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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可说是最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了，似乎每个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听说过余华的《活着》——那本诉说苦难的《活着》。

它常年占据“豆瓣读书Top250”榜单的第二位，在《百年孤独》之上，仅次于《红楼梦》，几个版加起来有近150万人标注“读过”，而每个版本的评分都未下过9分。

我是抱着极大的期待打开这部作品的，但读过之后，几乎怀疑人生，满脑子只有两个字：失望。

余华像是要把所有的贫穷和死别之苦都塞进这寥寥数万字中，我仿佛看到他在一砖一瓦地堆砌着悲剧。

但这种堆砌出来的悲剧，走不到我心里。

为了获得最真实的阅读体验，我是先看完小说，再回头看篇首余华亲自写的五个版本的序言。

我觉得序言写得非常好，其精彩程度超过了小说本身。

余华是懂得怎样的小说是好小说的，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成功地把它写出来。

· 时间，还是苦难？·

余华在日文版自序中说：

「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

《百年孤独》中，一代代人出生又死去，相似的名字承载着相似的命运，相似的血流淌在新生的代际之间。在家族随着时代的兴盛与覆灭中，我看到了时间。

但在本书里，我并未看到这些。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一个个家人的死，掌握了福贵命运的变化。

他经历了战争、大跃进和文革，时代在身后流淌而过，但这些大事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烙印，他最深的苦难来自于至亲的相继离世——突兀、荒谬甚至刻意的死亡。

余华用无尽的死别之苦填满这本书，却让时代背景显得多余。

在书的后半部分，死亡的节奏加速，一些死法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余华是想强调一种魔幻感吗？从全书的风格来看，又不太像。

他似乎想把这些苦难写得真实，但却因太多幸运、巧合和太多不幸的同时降临以及每一个苦难的匆匆而过，而显得虚假。

这些同质化的苦难沦为催泪的展示品，为写而写，为苦而苦。

时间呢？它停滞在脸谱化的苦难中了。

· 超然，还是麻木？·

谈及作家的写作目的，余华在中文版自序中说：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我想，余华希望把福贵塑造成一个「超然」的人物。在经历了战争、穷困、压迫和死亡等可怕的一切之后，在看不到希望的境地里，他仍然活着。

他的确活着，但似乎活得逆来顺受。

赌钱一夜之间败光了家产、被国民党抓壮丁上战场、大跃进砸锅炼钢、自然灾害无米下锅、文革中友人被批斗，在这些大风大浪面前，有父亲为他张罗还债、有妻子为他讨米，有无与伦比的幸运让他在残酷的战场上无伤存活、睡过头却意外炼成钢，早年输光的家产也让他躲过批斗，而福贵本人却似乎在时代的洪流中躺平了，任凭命运牵着走，一语不发。

我看不到他对事物理解的改变，他似乎一辈子浑浑噩噩地接受一切降临在身上的事，无论好坏。

我看不到他「对善和恶一视同仁」，因为我甚至看不到他对任何事情有过任何看法。不曾对善或恶有想法，又谈何「一视同仁」。

我看不到他对世界的同情，因为他不曾走过审视自身进而心怀天下的路。

我无法认可这是一种「超然」，这甚至谈不上是“淡然”，这就是“麻木”罢了。

又或者，难道余华是希望通过描写一个麻木的底层人民的一生，而显出自己的「超然」和「一视同仁」？

我更愿意相信他没有如此自大，他只是失败地将「超然」写作了“麻木”。

· 生活，还是幸存？·

余华在日文版自序中说：

「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

的确，生活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东西。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在经历非凡的苦难之后，仍旧可以拥有真正的生活。

但是，正如大部分读者在看完后只会发出「怎么这么苦啊」的感叹，我在福贵身上，也只看到了苦难，而几乎看不到生活。

第一人称的使用，并未如作者所愿地展示出福贵「感受到了幸福」。

尽管是第一人称，但作者的语言还是近乎于白描，而没有着墨于对福贵内心的刻画。同时，也许是考虑到讲述人福贵的身份，也许是为了更多地展现苦难，余华的文字并不很冷静克制，相反时有絮叨煽情，还安排了许多哭戏。

这种写法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福贵像是导游带领着读者旁观他身边的一场场悲剧，而他本人置身事外。他之所以还能活着，不是因为他精神坚强，在思考生活、领悟生活后冲破了苦难的墙，而是因为他精神空乏，因此再多的苦难对他而言也算不上太大的折磨。

他自始至终麻木地幸存着。

分别在中文版和韩文版序言里，余华两次写道：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句话被许多人作为金句摘录。

但这种“为活而活”、近于动物性的生存，真的能被称为生活吗？

塞林格写在二战中身心俱创的中士，克制不住地手抖，房间乱七八糟，粗暴地对待他人，但当他收到来自艾斯美的信件和她父亲的手表，「他只是握着表又坐了很久很久。然后，突然间，他几乎是狂喜般地发现，他感到了睡意。一个人只要还能真正感到睡意，艾斯美，那他就总有希望再次成为一个——一个完——好——无——缺——的人。」（《九故事》）

冯骥才写那令人窒息的十年，他经历了落魄和死别，但他写在新房自己改造的立柜顶上立一株文竹，在冰窖般的小屋里与妻子相拥着画下《北山双鸟图》，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假皮下阅读《复活》。「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冰河：1966-1976无路可逃》）

大江健三郎写遭受接二连三的苦难而逃回乡下老家的蜜三郎，在逃避和耻辱的怪圈中挣扎。最终他明白，只有与周遭的个体建立联系，背负上应付的责任前行，才能救赎自己。「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我要到伺伏草原的动物采集队做个翻译负责人，在我的眼前，想来不会有一头大象，它庞大的灰色腹部用油漆写着“期待”两字，慢慢地踱将出来。然而，只要接受了这项工作，就总会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至少，在那里盖上一间草房，还是轻而易举的吧。」（《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这才是苦难之下，真正的生活。

这才是具体的、生动的、引人共情的幸福。

说得重一些，把福贵的一生称作“生活”的话，简直是在侮辱“生活”。我愿借瑞士媒体《Neue Mittelland Zeitung》之言，将其称作「对命运的屈服」以及「苟活」。

在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我想，余华也希望写出这种充满力量的“活着”，带有一种宽容的生命力，就像大江健三郎笔下的人物，「确知自己的地狱，并为之负责」。

但他失败了。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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