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技术与文明》之四：专家治国-帕布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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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读了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下面分享的文字摘录整理自书中原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技术”与“文明”是两个很大的概念，大到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地定义它，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清楚。但这个问题又至关重要，所以，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笑宇，花了多年时间，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旁征博引地来论述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在张笑宇看来，“我们总是过分强调文化与精神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技术从来都是启蒙人类的第一力量。”

乍一听，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首先应该是思想文化，其次是制度、经济、军事等等，最后才是技术，或者说器物。

譬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儒家文化、典章制度、战争冲突、经贸往来、文学艺术，除了少数专治科技史的学者外，很少有人会去注意某项技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样如此，譬如，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常见的一套观点是，洋务派和维新派只进行了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没有触及思想文化，没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文化是本，“奇技淫巧”是末，变革者舍本而逐末，自然会走向失败。

但在这本书里，张笑宇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技术对文明的推动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技术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权力的归属、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兴衰、文化的传播，而这些都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文明的进程，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

专家治国

自由主义的“落后”，并不代表自由主义对手的“先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威权政府，在应对疫情时也没有表现出什么高明之处。相反，像韩国、日本和德国，在应对疫情的方面都比美国的表现要好得多。

一个国家的政体是威权还是民主，与它能否成功对抗疫情，并没有本质关系。病毒这种敌人看不见摸不着，不会因为行政命令就出现，也不会因为选民的投票或媒体的爆料就消失。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抑制住疫情，主要依靠的是它调动医疗资源的能力，以及说服整个社会按照防疫工作的要求来适时运作的能力。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做个架空式的思想实验：假设有某个叫X的病毒，有相当于此次新冠病毒的传播性，有相当高的致死率，而且由于它很容易变异，因此针对它开发的疫苗都是无效的。医学手段可以缓解其病症，帮助人们从疾病中恢复，但是无法根除它。唯一能抵抗它的人只有那些因为得病而获得抗体的人，但抗体也不是永恒有效的。这种病毒隔一段时间就会肆虐，爆发周期是不固定的，人类必须学会与之共存。那么，在这样的“病毒生态”面前，自由社会和威权国家，哪种体制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一状况？

自由社会毫无疑问会衰落。

病毒的存在会大大限制公民的集会、游行与示威自由，因为集会是最好的传播机会。此外，那些得过抗体的人会在就业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这将带来隐性歧视，破坏现代社会默认的平等人格基础。最后，商业活动会锐减，贸易额会下降，资本流动会受限，而商业和贸易本身是自由社会繁荣的根基。

但威权国家就一定能表现好吗？

诚然，威权国家在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可以更方便，在集中医疗资源救治特定地区时也会有优势，但是病毒也会限制威权国家集中训练和调动军队、警察等力量，从而削弱其手中的权力。此外，一切以政治为导向，也会损害医学专业机构的研究能力，苏联遗传学在李森科时代因为学术问题政治化而导致两代遗传学家的严重落伍就是前车之鉴。最后，威权国家同自由社会一样需要商业和财富的支撑，而且，由于腐败和信息隔离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威权国家也许对商业财富的需要更为迫切。

X病毒当然只是个思想实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病毒。但是，一个被技术进步驱动的现代社会，却可能经常性地面对很多公共安全危机，比如环境污染，网络攻击，隐私泄露，全球变暖，移民和恐怖主义危机，等等。现代社会从来不会缺少危机，我们只是不知道它将于何时在何地出现，以及影响多少人。弱化版的“X病毒”，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

而在X病毒肆虐的社会里，能够获得成功的体制，既不会是自由主义，也不会是威权主义，而只能是专业主义。就病毒而言，它是医学专家的专业主义；就气候变化而言，它是环境专家的专业主义，以此类推。那么，专业主义的治理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只有当真正的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想政体。工业革命之后，有人仿照这一观点，提出只有让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管理国家，才是一种真正的好政治。但我并不认为，“专家治国”就是专业主义的最好治理体系。

现代科学有高度复杂的学科体系，现代社会也是高度分工的社会，这决定了一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无论他在本专业中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在其他领域都只能是个外行，只能听从其他领域专家的专业意见。而且，他在本专业取得的成就越高，就越是需要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能够投入其他领域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少。

离我们最近的“专家治国”案例，大概要数2011年前后，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和意大利。

2011年，经济学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成为希腊总理。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和欧盟强力的财务纪律约束，他不得不告诉希腊工人接受大幅度减薪的措施，迫使企业和工会调整最低工资，取消假期奖金和自动加薪。可以想象，希腊民众会对他有什么反应，2012年，帕帕季莫斯就宣布辞职。

另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博克尼大学校长的马里奥·蒙蒂则在2011年受邀，接替对意大利政坛影响巨大的教父级人物贝卢斯科尼成为意大利总理。蒙蒂临危受命，组织了一个无党派的、纯粹由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政府，但是到第二年12月，由于失去贝卢斯科尼的自由人民党的支持，蒙蒂也宣布辞职。意大利政客评价蒙蒂的政府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方案”。其实，这个说法还是带了太浓的欧洲绅士的虚伪色彩。套用杜月笙的名言更为直白：专家型政府就是职业政客的尿壶，必要时拿出来救急，用完了就会塞进床底下。

这也怨不得政客。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本来就是如此。有专业搞研究的人，自然也就有专业搞权力（斗争）的人。政客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学者是这个领域的外行。“专家治国”本身就是违背专业主义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柏拉图的年代，人类知识体系并不丰富，哲学家掌握其他行业的知识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在今天则完全不可能。因此我认为，真正的专业主义治理方式，应该是把专业团体变成一个国家的“影子政府”。

什么是影子政府？

拿英国举例。英国是两党制，谁上台谁就是执政党，另一边就是在野党。在野党为了批评执政党所组织的内阁，会组织所谓的“影子内阁”，让在野的议员扮演相应的大臣，比如“影子”贸易与工业大臣、“影子”外交大臣，实际上就是在野党负责贸易与工业或者外交的议员。这些人在议会辩论时会指出并攻击时任内阁的问题与缺陷，而一旦在野党当选，影子内阁的成员往往会出任相应的大臣。

我这里所谓的“专家影子治国”，是指由专家们组成的团体模仿国家和政府的基本原则，以技术（或技术风险）为中心，决定公共事务如何处理、法律如何制定、公权力如何运行。这样，在和平时期，这种专家意见可以帮助国家和政府在其掌控不到，也不具备专业知识或理解能力的领域来处理事务，而在特殊时期，这种专家组织可以直接变成指挥部，处理公共危机或重大事务。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现实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的现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德国的科研管理体系。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一直没怎么真正关注德国，似乎欧洲被死亡率超高的意大利、西班牙和闹出“群体免疫”笑话的英国给代表了。但是，如果我们持续关注德国数据的话，会发现德国的死亡率数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神奇的极低状态：从2020年2月开始到3月，德国死亡率一直稳定在1%以下。到4月份，死亡率虽然攀升，但是死亡病例的中位数年龄却是82岁。这个数字甚至高于德国的人均预期寿命（81岁）。

截止2020年4月23日，德国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5万人，位居全球第五；康复人数超过11万人，位居全球第一；死亡人数5600多人，死亡率3.6%，低于美国（5.7%）、西班牙（10.2%）、意大利（13.4%）和中国（5.6%）。在疫情达到同等规模的国家里，这样的表现堪称出色。而且，考虑到德国在疫情防控期间从来没有实施类似武汉那样严格的社区封锁政策，这个数字足以令我们刮目相看。而这背后，与德国疫情防控体系的特殊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

在德国，相当于疾控中心的机构叫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但是，与美国的疾控中心不同，这个机构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实施隔离令。美国疾控中心有总统授权，是有行政权力的，可以签署人身控制和隔离令，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没有这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它只是一个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政府那里拿钱，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对抗传染病，不承接私人治疗。这与其说是一个官方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智库——美国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在很长时间里就是以这种方式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但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与德国政府的合作方式，比起英美体系里常见的类似民间智库，有一个非常独到的德国特色：按照德国法律体系的定位，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是一种“依据公法而成立的法团”。

“法团”是德国法理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任何依据一定法律原则成立的组织都可以叫“法团”，公司是法团，大学是法团，国家也是法团。“公法”和“私法”则是法学里的基本概念，前者指的是规范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法律，后者是规范民众之间关系的法律。既然有“依据公法而成立的法团”，当然也有“依据私法而成立的法团”，后者就是我们熟悉的企业，以及个人成立的协会。后一种法团，一般是为了私人利益，或者是个人或小群体追求的目的；而前一种法团，则是为公共利益而成立。这种法团中最高级别的，就是国家。也就是说，在德国的法律体系里，国家也是一个为了公共利益成立的法团，大学也是，教会也是，研究机构也是。它们能力有高低，等级有上下，但并不存在性质差异。在一个法团专业领域内的事情，这个法团完全可以自行解决，无需等待政府的行政命令。

因此，一旦有像传染病这样的公共危机出现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就可以从公共利益出发，自行启动应对。比如，它根本不需要等待政府的集中管控和行政命令，就可以自行地跟医院、医疗设备公司和地方政府取得联系，给出专业的咨询意见。疫情期间，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行动非常迅速。在2020年1月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就已经追踪到德国在华人员的感染路径，并试验了核酸检测的有效性。2月，新冠病毒疫情由意大利传往德国时，德国医疗体系已经准备了充分的检测资源，并且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德国社会保险公司联合宣布，所有检测费用均可报销，这大大鼓励了人们接受检测的积极性。之后，德国政府向本土医疗公司下了1万台呼吸机的订单，在医疗系统的网站上，可以实时搜索任何病房提供的呼吸机和重症床位数目。网站显示，截止4月23日，德国重症病床数仍然充足。

我们也许会觉得，像“报销检测费用”这种政策，没有政府下令，靠保险公司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事实上，德国的社会保险公司也是一种公法社团，也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德国社会保险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只需这两个机构合计后出一个文件，整个德国的医疗和保险体系的巨大齿轮就可以运转起来。

对于我们而言，这种“追求共同利益，但又不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可能是很陌生的。在一般的理解中，似乎只有国家和听从于国家的组织才可能是为了公利而存在的。但是，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像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却可以既保持独立，又在法律框架下追求公共利益。

这就是我说的，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影子政府”。当然，说它是一个政府是不准确的。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但是它可以在专业领域里代替政府思考，行使一定的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

不过，“专家影子政府”也会伴生一种副产品，那就是专家这个群体享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权力与地位。比如，这次疫情中，英国和日本等国家采取了一种“倒算”的疫情防控机制。正常情况下，我们对疫情防控的理解是：尽可能地检验，有病就收治，治愈为止。“倒算”的逻辑则是，不追求确诊和收治每一个患者，而是从重症患者的收治能力（病床、呼吸机和医护人员）开始倒算，计算出这个医疗系统能承受的人员极限，由此来反推一开始的检测标准。如果医护资源本身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么就拼着抬高检验标准，让很多感染了轻症的人不进病房，也不能让医生和护士先倒下。这就是日本和英国一直保持比较高检测标准的原因。当然，这种政策也不排斥封闭边境、封锁道路、冻结社会活动或动员医疗资源的手段。但是，它的内核是“倒算”，这种做法，乍听起来比较残忍，却是技术社会一种必须为之的管理手段。这就好像消防员接受的第一堂培训课：消防员的第一任务不是扑灭火灾，而是保护好自己。只要你活着，火总会扑灭。同样的道理，只要医护人员健康，疫情总会过去。

福柯曾在1976年3月17日于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生物政治”。福柯说，在生物政治的时代，统治者不再像是过去的君王或大革命后的共和国，它并不关心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或者惩罚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关注作为统计数字的“人口”：调节寿命、出生率、死亡率等一系列指标，优化生活状态。在“生物政治”思路的指引下，人命必须是要经过准确和细致衡量的，必要时该付的代价是必须的，只是我们要尽可能通过计算，让代价最小化。

在技术型社会中，人人平等，但技术专家却比其他人更“平等”，这是进入技术社会必然发生的事。

之所以“专家影子政府”比“专家治国”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一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专家加入国家，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垄断暴力的本质，甚至有滑入“技术极权主义”的危险，毕竟民主和宪制对技术极权的控制力度是非常有限的，简单、幼稚的自由主义很容易滑向反智主义，最终损害的是自由主义的公信力本身。

但是，“专家影子政府”则是让专家团体在“国家之外”提供公共物品，这种相互分权又相互配合的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制衡手段。

无论如何，技术型社会一定会赋予专家更大的权力，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与之对抗是徒劳和没有意义的。就像政府是人类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必要的恶，所以人类发明了立宪和民主来控制政府；“专家权力”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技术型社会阶段后所产生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必要的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明相应的机制来控制专家权力。

为此，我们必须像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样探讨技术时代的社会契约，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劝诫国王一样劝诫专家，像美国制宪会议所做的一样讨论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控制谷歌、亚马逊或苹果的权力。倘若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排除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坏的政治危机：以进步为名，迎来完全不受控的技术极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