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青年是不该吸烟的：读《于是之家书》

朗读这篇文章

原创 尼古拉的第三厅 首都书评

《于是之家书》（作家出版社，2017年，下文简称《家书》）是于是之先生的夫人李曼宜亲自编选的，小开本一册，不厚，适手而温馨。全书收录家书150余封，又收日记若干则以为补充，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按写作之自然年代编排。阅读这份家书，让我们观察到一部艺术家心史，由此也体会到一颗追求真善美的灵魂在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的爱与怕。

毛泽东的青年是不该吸烟的

于是之出生于1927年，正是左翼思想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新中国成立那年，他22岁，正是青春好年华。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履历，大多经历了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参加土改，对于或主动或被动地洗去他们身上的旧社会烙印，是极重要的一环。于是之参加土改的地方是湖南，时间是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这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全新的天地在他眼前打开，用他在日记中的话来说，“土改工作中每一步骤，都是一首诗啊！”“我自己觉得在剧院当中我真像个宠儿，这一下放我出来，接触这许多人，我开始觉得我不行了”。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反映土改的名篇，也是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土改的“教材”。于是之也读了这部小说，将书中内容与现实农村相印证，令他收获颇丰。他对妻子说，“我们对农村的了解都太概念，好像那几个阶级都是各据一方，挑出旗子曰贫农、中农等等。其实不然”，“身为中国人而不面向农村，那他考虑一切问题都将是片面的，他就不容易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严肃意义”，“考虑中国的前途不该从天安门和王府井的基础上瞎想，应从农村的未来着眼”。“在农村工作才懂得什么叫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它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起初希望李曼宜不要参加土改，但只经过一天学习，就改变了看法，对妻子说一定要争取参加土改。
土改的经历还改变了于是之对党和领袖的看法。“没有党是没有新中国的，党又是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我是中国人，就该入党。”思想改造的“成果”又反映到生活习惯上，于是之戒烟了，因为“毛泽东的青年是不该吸烟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于是之还曾多次参加过形式多样的政治运动。1961年，他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去密云参加整社运动，这也是一种“学习”。在期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我想学习这门东西，或者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经典著作，精读；一方面要浏览时人的这方面文章。只读前者，容易使自己觉得无处下笔，找不到研究的题目，看不见‘行情’；只读后者，怕要流于一般，便没意思了。” “学习”二字，在新中国语境中具有独特含义。新政权甫一建立，执政党就发出了“从头学起”的号召，这一场学习运动是针对全社会的，但主要目标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布新，因此，对于作家艺术家意义格外重要。参加整社运动，于是之对农村更加了解了，还听老党员讲了不少革命故事。我们时常能读到 “举国上下，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派又将出现，许多事情都是令人兴奋不已的。”这样的语句。我想，这不是为了表心迹而刻意喊的口号。不仅因为这是写给最亲密的人的家信。而且，于是之在信中还饶有兴致地记述了他说见到的农村风情：“山里，果子树上果子早已收了，叶子也差不多脱尽。只有杏树上还挂了些变黄的杏叶；偶尔看见一株红梨树，叶子仍是红艳艳地挂着。海棠树叶是早脱尽了的，但还有几颗海棠果挂在枝上，打柴时，就摘下来吃。”当然，这并不是说于是之就放弃了一个艺术家的清醒。相反，即便在政治挂帅的时代，他依然葆有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比如，看完《洪湖赤卫队》后，他觉得此剧“很好”，但也指出一个“大缺点”，“即是非历史地提了毛泽东思想”。

怜子如何不丈夫

艺术家大都感情丰富，于是之也不例外。自儿子于永出生后，家书里就多了一份柔情和牵挂。出门在外，碰到什么可爱的小玩意儿，于是之总忘不了儿子。“这里卖一种塑料的小水壶，背在身上，可供儿童旅行饮水之用”，“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种拼音扑克，便又买下了，又是一种培养他坐着动脑子的玩意”。即便是寄信用的信封，也换作了给儿童专用的，上面画着某种动物。在信中，他不忘给儿子留言：“于永：你好，现在爸爸正和农民叔叔一起工作，信封上的熊猫好不好？”儿子得了皮肤病接受治疗时，于是之又特意选了一个狮子信封给他，“多少会有鼓励他要勇猛之意”。当时儿子还无法读懂爸爸的信，但于是之有时又不满足于妻子做“二传手”，就在家书中直接附上一封用拼音写的信。可惜编选者没有把这封特殊的信收入书中，我们无缘目睹，但想来一定妙趣横生。
1961年，儿子快上小学了，起个什么学名，让于是之颇费心思，联系当时的形势，他想到了“于农”“于跃”，但又觉得“硬配合政治”。当然，于是之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身体和思想的成长。他主张要保护天性，自由发展。“小伶喜欢孙悟空，就该弄些棍棒教他耍……喜欢划船就叫他去划”。1964年上半年，为了写作后来定名为《矿山兄弟》的戏，于是之频繁赴煤矿体验生活。2月11日，才从门头沟京西矿务局返回剧院，4月又去了京西安家滩煤矿。星期六的晚上，他听到无线电放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又想起儿子唱这首歌的情景。在信中，他对儿子作文得三分又满不在意有些忧心，一方面感到“不能老批评他这一点”，一方面又觉得“这种苗头要抓住”。5月，于是之又要去徐州的贾汪煤矿等地深入生活，一走就是好多天。想到要离开儿子，他有些遗憾，“等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带他出去划一次船。这可以先告诉他，我记得自他提出来以后，一直看我们忙，他就没再提过。”
于永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被浓郁的政治氛围所包裹。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一纸政治鉴定决定。于是之对此十分清楚。文革中有一份材料诬陷于是之是“地下国民党”，耽误了儿子入团，这令他很忧心。在外出差还写信询问“入团事批下来没有？十分惦念”。当时是1973年，林彪已于两年前“自我爆炸”，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各方面情况出现转机。看得出来，于是之的信心也随之回升，在信中宽慰家人也宽慰自己地写道，“主席路线、政策的落实，确实还要有一个过程，着急也没有办法。只有相信党，相信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地学下去、走下去，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到了5月10日，还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于是，他又不安起来，写信说“为什么我写去的前一封信没有回信呢？我想到的是儿子入团的事又生了什么波澜，你们不愿意写信告诉我。于是我就猜测起来，有时想得很严重。”
后来，儿子谈恋爱了，于是之的家书中又多了新的内容。1982年，在绍兴，他为儿子的对象叶京买了一个“麻包”，给儿子买了一件衬衣。再后来，于是之有孙子了，小家伙还没出世，就在家书里担纲重要“角色”。1983年9月，于是之赴日本演出《茶馆》，忙里偷闲，除了给亲友买礼物，还给未来孙孙买了一件小衣。出门在外，只要想到孙子，于是之总是十分开心，“小苗照片，连小舌头都看得见，笑得可爱。”“苗苗学虎吼，学猴子，看了信都使我乐。盼能早见到他，爷爷亲他了！”孙子会说儿谣了，也让他感到“大奇”。多年来出差给儿子买礼物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只是馈赠对象变成了小孙子。1985年1月，在广州开会期间，逃会半日，上街给孙子买了一身薄毛衣裤，颜色是浅绿，买回来后同行者评价不高，并问他孙子长得白还是黄，“我理直气壮说：‘白！’”为孙子“拔闯”之态，跃然纸上。当然，于是之也同样关心已为人父母的儿子儿媳，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倒是更关心叶京、于永他们的上下班问题，每天路上要三小时，叶京晚上还要上课，这就难为他们了。”舔犊之情，令人感动。

信中乾坤大

家书，也可看作个体对时代的速记稿，让后人窥见时事变幻以及社会心态的风向和消息。《于是之家书》同样是一份治当代史的绝好史料。
比如，从家书中，我们可以理出一份于是之五六十年代的大概书单，其中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铜墙铁壁》、《共产党员标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创业史》、《星火燎原》等以及马恩列斯、鲁迅和高尔基的文艺论著，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更是不止一次读过。一边读这些书，于是之一边反思自己的思想，感到“太缺乏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情感”。再如，1961年是空气相对宽松的一年，在这一年，“双百方针”重新被强调，给右派摘帽的速度也加快了。从家书中，可以看到于是之的心境也亮堂起来，“你也会被这山区、这人民吸引吧”“我爱上了我们的马栏村，也爱上了这里的人”，同时他也“自觉地”告诫自己：“最近‘艺术家’行情又见涨，使得有些人又飘飘然起来也。修养上是艺术家，作风上是普通劳动者，是上品；修养上是普通劳动者，作风上是‘艺术家’则是下品了。”字里行间传递出新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
又如，1958年11月，于是之去山东巡回演出《红旗飘飘》《烈火红心》。他参观了淄博寿张县的一家托儿所，“小孩都围一色红围嘴儿、一色小红帽出来迎接北京客人”，小孩中也有小领袖，带头喊口号，“为了幸福，我们不哭”，“为了万斤粮，我们不想娘”，“为了万斤社，我们不想爹”。这充满稚气的语言，不正是“大跃进”下充满稚气的历史的写照吗？
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于是之说，他不想写斗“四人帮”的题材了。“这厂里的同志已觉得现在应写大干快上，老说那些‘四人帮’迫害人的事，并不是他们最想看的了。”“四人帮”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一两年后，“如果不是写得特别深，正面的东西不是宣传得特别生动，只暴露暴露‘四人帮’，观众可能是不太感兴趣了。”到了1978年，于是之等人去大庆演《丹心谱》，会后石油、化工两个部的领导招待演员，叫郭兰英席间唱歌，郭自报唱山西梆子《红灯记》，但领导要求“要老的，要老的……《打金枝》”，郭兰英只好唱了《打金枝》。这又让我们看到，在文化艺术的领域，一旦政治的紧箍咒被去除，老百姓对美的渴求和鉴赏，就会如同春草一般挡也挡不住地滋长开来，而这给人的启示，又岂止是理解已成过去的历史呢。
（此文原发于《大公报》）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毛泽东的青年是不该吸烟的：读《于是之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