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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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风骨
史飞翔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下午,北京大学及北京其它大专学校的学生在游行即将结束时,有三十余人被巡警当场拘捕。蔡元培知道此事后,内心十分同情学生,遂与各校校长竭力营救。经多方斡旋后,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

8日,蔡元培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了请辞北大校长信。5月9日,蔡元培写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发表在次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此后,蔡元培又写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内容如下: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宣言在蔡元培离开北京时就已经拟好了,原本想着到达上海后立即宣布,但因北京方面不断来电挽留,更有友人殷殷劝勉,加之后来蔡元培又生病,故直到6月15日宣言才正式对外发表。

在这份辞职宣言中,蔡元培措辞激烈地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到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蔡元培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好选择离开北大。尽管蔡元培心意已决,但有些事偏偏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此时北大师生一致呼吁,恳请蔡元培留下执掌北大。后来,经过校内外多方持续数月的敦请挽留,蔡元培最终放弃辞职,于9月20日回校视事。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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