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的初心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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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的初心回望

文 / 陆相华

“南有红船，北有红楼。”北京大学红楼位于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为北大老校舍之一。北大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场所。自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齐集红楼，红楼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从红楼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爱国运动，使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这场运动，称赞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一页。

回望历史，叩问初心。100多年前，北大红楼何以能够开风气之先，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北大红楼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一群知识分子又何以能够在北大红楼掀起时代狂澜并最终挽救民族危亡？

一、巍巍上庠 思想发轫

夏元瑮撰写的《新建筑记》：“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于前清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奏拨内务府河滩空地，并租用松公府余地一块，价一千五百两，坐落马神庙本街东口外，松公府南头，南北二十二丈，东西六十五丈，约三十七亩。”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0月，北大红楼东西对称，整体近“凹”字形，整个建筑长约110米，宽约33米，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0700平方米。红楼通高五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楼内有大小不等的200多个房间。红楼二层以上外墙至屋顶，皆以红砖红瓦铺砌，故名“红楼”。被称作红楼前，这座建筑，还曾被称作“斋舍”“新大楼”“文科新大楼”“文科大楼”“大红楼 ”。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以后，致力于把腐败的北大改造成思想自由的新北大，他采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实施他的改革宏图。1918年，蔡元培按照自己的改革思路，把原本作为学生宿舍的新大楼改作文科教室、图书馆、研究所及其他各机关之用，使之成为北大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所在地，从而使红楼成为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见证。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均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10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蔡元培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桓、鲁迅等到北大任教，会同原已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了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出自北大师生。《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大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还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北京大学一下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日出生，河北省乐亭人。从1917年11月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图书馆主任。红楼一层大部分被图书馆占据，文科教务处、文科事务室及校务室也在一层。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两间为图书馆主任室。在蔡元培校长的关注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这个阵地的核心就是图书馆主任室。由于李大钊平素谦虚和蔼，待人诚恳，又有方面阅读新书的条件，当时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进行思想交流。在一些碰撞和争论中，许多新的知识就得以传播，一些学生还组织创办了一个杂志，这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新潮》。

红楼的二层主要是主要是校部各办公室，即校长、各科学长、庶务主任及其下辖斋务、杂物、会计各课办公的地方。进入红楼上二楼，右手朝南的第一间就是当年蔡元培校长在红楼的办公室。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族，浙江绍兴人。1917年1月到1918年下半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日渐浓厚，社会上对北大给予高度评价：“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与蔡元培的校长室仅隔着一个过道。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掀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被蔡元培邀请做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无疑是一个称职的文科学长，他上任以后，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他请胡适、刘半农等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了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使北大文科成为最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北大红楼，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毛泽东（1893年－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18年3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北京。最初寄居于老师杨昌济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的寓所中。（杨昌济，湖南长沙县人，曾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等校。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一直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1917年经章士钊推荐给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做助理管理员。为了工作的方便，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人，在距北大红楼不远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屋居住。

在北大学习期间，毛泽东得以更加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这对于奠定毛泽东的思想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伟大觉醒 红色序章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那么北大红楼一定是觉醒年代的见证者和策源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对其进行热情地的讴歌与宣传，并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在北大红楼119室写下《庶民的胜利》：“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也应约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然而，英国、法国、美国等主导的西方列强却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而是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由于外交的失败，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并推出代表联合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

陈独秀对于巴黎和会从未存有过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赃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利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陈独秀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正是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呼之欲出。

1919年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蔡元培立刻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并于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示威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亲日派官僚、中日《二十一条》的谈判人之一)，引发了大火。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32名学生被捕。但学生们不但没有屈服，还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抵制日货。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抗议行动。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抗议斗争如燎原之火，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陆征祥（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合约。慑于五四运动的强大威势，中国政府当局最后拒绝在巴黎和会协议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五四运动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五四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第一个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撰写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五四运动期间，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张太雷、陈潭秋、瞿秋白、张闻天、周恩来、沈泽民、马骏等人，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五四”过后，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为了呼应北京大学发起的爱国运动，毛泽东迅速组织学生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经历了五四运动，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提升。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宣言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实行“呼声革命”。刊物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三、社团发端 传播马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要想被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理解与接受，必须有一批掌握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教育与传播。在这方面，学生进步社团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蔡元培担任校长以来，提倡学生建立各种组织，在课外进行高尚娱乐，他对各种社团都给予大力支持，除了亲自参加社团活动外，还设法为社团提供场所。在众多社团里以新闻学研究会与红楼的关系最为密切。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年10月，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教师: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讲授新闻学概论；一位是名记者邵飘萍，主讲新闻采访。研究会还邀请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到学会演讲。新闻研究会曾举办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如中共早期的报刊活动家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等，这些新闻人才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1918年11月，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会员有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新潮》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积极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介绍、研究和宣传。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更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进步学生社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国焘等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设有一图书室，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自“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而热烈。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为了要求撤办张敬尧，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此行，毛泽东还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20年2月间，毛泽东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各种各样西方社会思潮争辩与论战。面对众说纷纭改造社会方案与救国主张，人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一时还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撰文对社会主义五种流派，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为社会主义进行了详细比较说明。毛泽东也曾在新民学会上对当时各种救国方案进行比较，指出：只有激烈方法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故最宜采用”。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组织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辩论会。经过批判与鉴别、辩论与剖析，使许多青年学生摒弃了过去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前后学生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经验与启示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必然产物。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沙、天津等地建立了进步社团，吸引与组织进步青年，共同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剖析改造中国革命新道路。

四、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正是在北大红楼，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在与各种新思潮的斗争中，逐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革命的初心，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其标志应该为：1918年，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颂扬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3月，为了推进建党工作，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大批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会成立时，李大钊也与国际共产主义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见面商议在中国建党之事宜，当时参与会面的还有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当时牵线人是杨明斋），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讨论政党的名称问题，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答：“就叫共产党！”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开始酝酿建党事宜。

1920年6月，在上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成立新型俄国式的政党，曾考虑叫社会共产党。到8月，正式成立上海的党组织，最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北京大学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让他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方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后有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星火初燃，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他们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交换了情况和意见。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李达和李汉俊在一大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就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李书城的住宅里。这是一幢临街的一底一楼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住宅，青红砖相间的清水外墙，黑漆大门门楣上部有拱形雕塑花饰。出席会议的人员共有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会。

从7月23日到30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共开了6次会议。在7月23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马林作了《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主题报告，尼克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俄国革命的情况。7月24日的第二次会议由代表报告各地情况，并选出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起草委员会。7月25日、26日，用两天时间起草文件。其他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的会议，连续讨论纲领、成立宣言和工作决议，对很多问题展开讨论，有的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7月30日的第六次会议是原定的闭幕会。马林、尼克尔斯基出席。准备就有关的争论问题发表意见，并作出决议，随后完成选举工作。会议刚开始不久，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说是找人。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侦探，建议会议中止。于是，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留下李汉俊等人善后。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来到，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搜查。由于安全问题，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决定转移。中共一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在浙江嘉兴南湖上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建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五、回望红楼 初心依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与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使他们退出组织，并及时吸收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从而不仅坚持了党组织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且壮大了党组织，使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人数在党的一大召开时为全国最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方面，积极团结和引导进步社团，帮助和指导北方主要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派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起赴俄，成为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仅加速了建党进程，更使中国共产党在筹建之初就融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阵营。在建党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议确定的。因此，北大红楼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北京酝酿，在上海诞生，由南湖启航。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探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此过程中，北大红楼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既是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许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党的一大前的党员，近半数是北大师生或与北大红楼有关联的人。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等是北大的教师，毛泽东曾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工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等都是北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难能可贵。他们满腔热情，投入革命，寒暑假都用来组织长辛店工运、到街头对民众演讲、开展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革命活动。

由于在中国较早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之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引领作用，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许多青年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导师，在京的常跑来北京大学当面聆听教诲，外地的就以书信形式请教。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之中有：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俞秀松、张太雷、包惠僧、何叔衡、施存统、张闻天、恽代英等；有留日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有旅欧的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刘清扬、陈延年、蔡畅、陈毅、邓小平等；有留俄的瞿秋白、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等。

正是这批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全国有许多红色地标、革命圣地，它们大多是单项的或某次重要活动的纪念地，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唯有北大红楼对建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酝酿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北大红楼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梳理北大红楼的历史及其贡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更有助于将蕴含其中的建党精神代代相传。

从“红楼”到“红船”，回望初心与信仰，我们清醒地看到：北大红楼的革命实践是青年的实践，党的百年历程是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恢宏史诗。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将永远铭记党的先驱以北大红楼为主阵地开创的革命伟业、立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为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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