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间的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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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处，书店伴我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川道没有儿童游乐场，也不见花哨的点心，只有书店是“玩”和“吃”向往的地方。永坪公社的书店在老城一间瓦房中，图书侧着身挤满书架，只有小人书是露着封面的，这里是我留恋的地儿。巴掌大的书店整洁肃静，散发着墨香。售货员是一位戴眼镜的阿姨，她的儿子和我熟了，见了面就会钻进柜台，把新到的小人书递给我读，他的母亲瞅见，一股劲安顿：“看的时候，别把书弄脏了。”不花一分钱读了新书，像白吃了人家一碗红烧肉，老几天也忘不掉。
书店总会在闹市区，八十年代初，延安新华书店在凤凰山脚。念小学时，口袋里有上个一两毛，头一个念头是去书店买一本小人书，零钱金贵，得用在刀口子上，每次都得犹豫老半晌，好不容易中意了封皮名字，就问售货员：“那本多少钱？”“两毛五。”盘算口袋里只有两毛钱，不甘心地又去寻找便宜的书。《西游记》、《岳飞传》成套连环画是一册册陆续发行的，有时隔着一个月，有时大半年，有的直到小学毕业后，才看到最后一册。书店在儿时眼里是藏着金子的大山，央着母亲讨要几毛钱，闲了就去挖几镢头，每次都不会空着手回家。
喜欢连环画，在高中时停下了脚步。那时延安新华书店已经搬迁到延河桥头，几百平米营业厅像个大型超市，图书种类齐全地写着醒目的木牌。在这里淘书有个窍门，学生娃兜里没几个钱，只能找特价书，或者是躲在角落卷起皮的旧书，搭眼瞅书名，然后看价钱，最后找出版日期，不过这些旧书大多是没有人愿意读的古籍影印本、唐宋明清诗词。高考结束后，教学研究室一位老乡认真对我说：“你得考虑怎么吃上饭，哪些书还是别看了。”多少年后，当年古典文学深厚的垫底，叫我一搭眼就晓得一篇文章好坏。
手头宽套是工作了几年后，一个月工资近一半拿出来买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城有了民营书店，有一间在报社旁边，每周都会骑自行车跑过去，老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戴着眼镜话不多。几回回熟了，就胆大地掏出书单：“这几本书能进到吗？”“你真的要？”“没问题，得精装本的。”我像追逐新款手机的年轻娃，奢侈地走在了潮流最前头。有了女朋友，两个人去得最多的地是书店，蹬着自行车，女友坐在后头，延安新华书店、大学校园的书屋、南关街书店全部走了个遍。假如相约家中，我如同优秀图书管理员，向她推荐书架上一本本书籍，有一本人物传记还在读，两天后送到女友单位，过了一个礼拜，我问她，“觉得这本书内容怎么样？”“挺感人的。”年轻时攒下的图书许多是头一版，二十多年后为写一篇短文，打开互联网发现它们的价格不菲。书本是成长中的灯塔，引着远处的路，在没有手机、微信的年代，是牵挂情感的通道。
成家后很少去书店，变了个人似的。有一次，在小城图书馆花五十块钱办了借阅证，一头钻进书库，书目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找不出几本有趣的，去了几次只好放弃。七八年后，徒弟听到这件事：“我爸是办公室主任，保证能退。”我想了想，“借书证还是留着吧，做个纪念。”
朋友知道我爱读书，出版了就送一本，本地作者、他乡作家，堆了满满一文件柜。翻看价格，这才晓得只是四五十的价钱，又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七八块钱。文化人苦，突破了生活中无形的羁绊去追寻一个字、一段句子、一个理，他们付出了生命和时光沉重的代价，他们不是精神上可以见得到的人，他们活在另一个思想空间中。
孩子读书时，家里的藏书是百宝箱，学校需要啥课外读物，一准找得见。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件事，央求说：“借几本吧。”我客气地委婉，“书和讨下的老婆一样，不能借给外人。”孩子读到北京大学二年级，暑假里，一家人走进延安新华书店，这时店面装饰得时尚，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色书店”。三层开放式营业厅，可以耗上一整天时间阅读。两年后和妻走进书店，门前大厅展架上的一行字吸引了我——“写延安的书”。延安新华书店爱延安，我对这种陈列方式心头暗暗称赞。一个下午时间，只翻阅了这一个展台的上百本图书，选出一本心仪的散文集，妻好奇得问：“谁写的？”“本地一位作者。”掏心窝子写出的书，得认真去拜读。旁边，有一个女孩举起精装本《明朝那些事》结账，“这是明月写的。”“网上也可以读到。”男孩补充。我仿佛看见二十多年前和妻在书店买图书的场景，一口气选了好几本书，她拎着书袋静静地等候。今天，我是以一名文字工作者目光，来到了新华书店，每一本书只翻看几页，瞅一两行文字，就晓得了作者水平咋样。
书店陪伴了三十来年，成长过程指出了方向，恋爱的季节牵出一根红线，人生中奉献了养分。书店里的图书是我一生中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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