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与超人

朗读这篇文章

编者按：一个“勇者”，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人；是一个敢于向自己宣战，也敢于与自己和解的人；是一个敢于自我剖析的人，也是一个敢于用理论审视自我的人。

一

3月30号是双相情感障碍日，各大平台推送或转发了不少科普它的文章。我之前就听过这个词（也称“躁郁症”），但并没有更进一步了解其症状。看完推文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患有。

七月初，我去了医院，被诊断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一开始，我是承认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但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我不能被“双相情感障碍”所框定。我选择“悬置”这个判断，仅做“我的一些行为表现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的描述”的陈述，并不下“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判断。它保留了“我”在“双相情感障碍”之外的可能性和特殊性。

我承认我的身体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泌某些物质影响我的心境，进而影响我的行为。不过，我并不认为这种生理上的作用机制是我的“病因”，它依旧是“现状”。因此，我也不认同服用药物的治疗手段。我并非生来如此，我的直系亲属中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症状。即使有遗传因素，但应当也会有诱因存在。真正的病因一开始应当是心理性的。在它的长期作用下，引起了生理性的变化。我所要做的便是澄清这一变化过程，需要不断不断地后退，从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不愿承认的事物当中厘清它的原貌。

二
上学期末，系里征集大家选择城市、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三个地点作为实习地点。我选择了农村，并花了两小时去写选择的原因——大抵是为了教育公平我们应要有所作为云云。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城市或城乡结合部，在写原因上也应付了事。可以窥见，我的道德标准其实比常人要高。这似乎与“双相”毫无关联，但它只是没有足够地后退。

“我从小就以雷锋等人为榜样，学习他人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品质。”这是事实，但它被避重就轻地美化了。更坦诚一些，这其实是我追求独特性的方式，也是我对个人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的途径。我出生在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很穷。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我爸妈便到镇上找工作并渐渐扎根。到七八岁上一年级时，我转学到镇上的中心小学。我很无助，一切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太陌生了；即使交到了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好孤独好孤独。

因为家庭经济的拮据，很多东西是我不能拥有的。我也深知这一点，很少花钱去买零食、玩具之类的。甚至因为别人欠了一块钱而耿耿于怀。我抑制了买零食、玩具的诉求，并用“我不应该随意花钱”进行自我规训。花钱对我来说始终有一种罪恶感存在，我无法安心地享受它所带来的快乐。即使它是合理的，我依旧不能摆脱那种罪恶感。为了对抗内心的诉求，以及向他人掩饰家庭拮据的事实，我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恰逢那时对雷锋一类的形象宣传、道德教育颇多，我便借此引入了“道德品质”——将不花钱行为解释为“勤俭节约”这一良好品质的体现。同时，也恰逢我的自我探索时期，也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渴望他人的认同和目光，我开始以雷锋一类的道德形象为自我认同，也从“勤俭节约”的单一“道德品质”扩展到多方面——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勤奋好学、认真负责、谦虚谨慎……践行这些品质成为了我道德上的义务，我被自己要求必须要做到如此。花钱的罪恶感也由此转变为必须实践它们的罪恶感。我的“超人”规训开始诞生了。

“超人”意味着力量、与众不同、渴望成就。与之对应的，自我认同所选取的超人形象往往有着非凡的天赋、能力，其行为能够带来众人的赞许。这是内心渴望他人认同的映射。

在“超人”诞生之时，“常人”也诞生了。它意味着平庸、随大流，但也包含情感、休息的需要。自我认同的形象建构起初以雷锋为代表，身上有着超凡的道德品质，形成了“道德的超人”；而后逐渐扩展成为普遍的超人形象——与众不同，有能力、声望，形成了“一般的超人”。这些形象的建构源于外界的宣传以及我对此的获知。他们的真实事迹往往会被夸大，用美化的语言加以修饰。雷锋也曾穿过皮夹克拍照，但为了保持他一贯的勤俭节约品质，这个事实在宣传中被掩盖了。这些“超人”们似乎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也不用玩乐……而且，常常“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着。他们已经成为远非“常人”和“超人”能比的“非人”。

由这种认知形成的“超人”规训（甚至可以说是“非人”规训）使我一刻也不能放松，精神始终高度紧绷着。“我必须每天学习十数小时，并且最好天天如此”，休息对我来说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我所感兴趣的、可以用作休息的活动逐渐被赋予了无意义的标签，形成一种“正事”的规训。“种这些花花草草干什么，还不如去学习（做正事）”。慢慢地，我失去了对事物的兴趣，也失去了放松的方式。此外，在陌生环境和人际交往中使用“沉默”的表达方式也影响了我对事物本身的喜恶程度。与他人相处时，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自然表露情感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最终，我倾向选择了沉默，既不表现开心，也不表现难过，也不表现厌恶……一切都“挺不错的”，但一切都“不够好”。这种“挺不错的”瓦解了我对事物喜恶程度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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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规训是非人的，它的实践始终伴随着无法做到的罪恶感。当水满之时，便是大坝崩溃之时。每到此时，我会选择逃避，等洪水过去。但我并不会选择投入我曾感兴趣的花鸟鱼虫当中，而是选择电子游戏、刷视频。因为它们没有实体，可以不留下“罪证”；而花鸟鱼虫则会一直在那里，告诉我，我的罪并不会消失。我作恶太多了，我无法忍受罪证存在，我必须要销毁它。可以说，这是行动上对罪恶感的消解，而在认知上，我创造了另一类超人——失败的超人。

BEYOND的意象也许能够解释清楚它。它曾是我中学时期最喜欢的乐队，而我喜欢它的原因在于整个乐队的“失败”。他们的歌曲虽然励志，但当中其实有一种难以挣脱的孤独无力。他们承认失败的存在，并没有将其抛到脑后。《海阔天空》并不是激昂的进行曲，而是理想破灭后的挽歌，是哭诉的抗争。哪怕是《喜欢你》这首情歌，其实也是分手之后所作。到后期，随着主唱黄家驹从舞台上意外摔下离世，乐队的辉煌便开始没落，这种“英雄落寞”的失败感更加明显。

“有些声音，
永远听不懂，
纵会有色彩，
但是漆黑将它掩盖”（《缺口》）。
他们身上有着“失败的超人”的特质——有天赋、有成就，但屡遭失败，却也不放弃。每当陷入规训无法完成的泥潭时，我会用“失败的超人”合理化自己的失败。“即使失败，但我还是英雄，我应该再尝试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断重复着规训，而不会去质疑规训本身是否合理。这是“超人”规训为何能长久存在的原因。

我创造了三个“超人”，由此形成一套“超人”（非人）规训。

“道德的超人”是起点，与罪恶感一起滋生；

“一般的超人”带来规训的普遍性；

“失败的超人”使得规训得以维系。

它们都通过“想象”的方式降临、强化。我时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象我获得了何种成绩，受到别人的赞扬……虽然“想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行为，但我的想象更加严重。我小时候曾被堂哥用“鬼”吓唬过，因而每次睡觉都会想起“鬼”，害怕得睡不着。所以，睡觉时我都会故意想其他事情，使自己不要想到“鬼”。到初中，已经不害怕“鬼”了，但失眠和想象的习惯养成了。我会不自觉地陷入想象当中，它提供了“超人”降临的温床，模糊了现实和想象的边界，带来亢奋和狂妄。

三
“我”是“常人”和“超人”的抗争，有一方主导，也有协调和崩溃。

超人破灭（常人主导/崩溃；接受不了自己不是超人，而是常人的事实而陷入崩溃，觉得自身毫无价值）；

常人协调：常人主导/协调；正常的情感和需求得以回归；

超人协调：超人主导/协调；充满力量、精力充沛；

超人幻想：超人主导/崩溃；陷入成为“超人”的幻想，带来亢奋和烦躁。

这四个状态刚好对应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医学诊断上，“常人协调”是未发病，“超人破灭”是抑郁发作，“超人协调”和“超人幻想”是躁狂发作。这一切主要是基于“超人”而做下的判断。然而，“超人”便是病态的么？便是不正常的么？“我”并非“超人”，但也非“常人”，两者共同建构了“我”。否定“超人”，名曰病态，实则否定了我自身的整全性及其存在。

“超人”最核心的特质应当是其超越性，它给我带来了突破“此时此境”而生长的可能性。我成长环境其实并不理想，高中之前从未离开过小镇，大学之前从未去过市外；父母所能给我的经验也不多，学校教育接受的思想也极其有限……超人的想象给我创造了一个彼岸世界，使我相信自己充满了力量。它阻止了我道德的败坏，避免了我流于柴米油盐的庸俗生活。它一直在等待某个时刻。我也足够幸运，上大学之后，我遇到了好老师的指引。当我接触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深受感动。我思考我存在的意义，执着于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如果没有“超人”，我大概只会选择在一个小地方工作，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否定“超人”，就否定了“我”的自身存在。

四
“超人”与“常人”无休止且不加干预的对抗，带来了生活的混乱。“协调”是我目前需要做的事情。这需要回到原点，回到“超人”规训诞生之初。我要肯定常人的存在，即肯定自己能力有限的事实。我要改变我的认知，消解非人的规训，重新赋予事物的意义。我知道此时的我，其实已经很难体会到所谓的意义、乐趣，但我还是要去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慢慢地再次建构起生活，尝试过一种规律的生活。

编辑 徐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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