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帕布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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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茨威格

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
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而野蛮获取最大的胜利。
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提问中发现，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的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历史，变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今天、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拆除。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尽管他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
的确，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出现一段和父亲的本性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声不响又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现在开始影响我，一年比一年明显。
甚至我觉得，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谈或向别人祝酒，还没等说出一句话，我的喉咙就先干涩了。我知道，在世界上这样克制和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只有圆滑或者逃脱现实才能保全自己。
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而是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剧目。这家剧院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在其他城市里是无法想象的。
当他的灵感勃发的时候，他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那精灵般的记忆中复活。
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道路，街道两旁是豪华的商店和优美的公园，而地下是泄泻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过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样，只能在社会道德下面的阴沟里进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落入什么人之手，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过于谨慎而耽误了对青年的性启蒙。
从身体发育来看，一个人十六岁或十七岁就成熟了；从社会角度来说，年轻男子只有获得社会地位才算成年，可是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身体的实际成年和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甚至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人不得不为自己泄欲寻找“机会”或寻求“风流韵事”。
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
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无数个这样的事例，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
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需要的人找来，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
我从他那富于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识中认识到，真正渊博的知识，绝不是像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通过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会获得，而是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刻苦钻研。
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
因此，我内心里已经决定，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时刻起，我就要作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很困难的。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
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
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别人追随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样不愿受到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同样也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证明：人应该永远保持自由，坚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动摇。
“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为了吃饱肚子，有人不得不褪下结婚戒指和身上的皮带去换吃的。
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大多数人总是下不了决心对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将所知道的一切加以扩展；而我的看法是，绝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了解事物的内情。
从我少年时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受到阻碍和歪曲。
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但这两种人都没有真正了解它。由于宣传和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清楚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应该归咎于我历来不愿意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没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舒施尼克。本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我有意不这么做。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
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坎坷。
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了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的一切法律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无辜的人不经法律的审判和任何手续就被处死，不禁毛骨悚然。有人对自己说，这只能是一次丧失理智的疯狂表现而已，这种事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之前，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总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儿再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如何，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而由于欧洲的良知总是持“与己无关”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
这种作法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天才之举，但他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对付一个首先在道德上、而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弱的欧洲，却是非常成功的。那个早就决定的行动：消灭一切言论自由和一切不唱赞歌的独立书籍，也是运用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全面展开的。
他这种衡量自己的作法从来没离开过他，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他对自己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喜欢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不在意自己比别人强多少，还是比别人差多少。他同样不喜欢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只有创作本身才能使他感兴趣。
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憧憬着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萧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目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
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