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夸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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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么夸海口的

李尚飞

《宋稗类钞》中有这么一条：“世言欧阳文忠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字，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约。大抵不足则夸也。”“不足则夸”，——在哪方面存在缺陷，缺乏自信，就在哪方面通过自我夸耀来博得他人的注目。这是窥破人心、人性的名言。但也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夸耀自己特长的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此条说欧阳修“不夸文章”，就不是事实。

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也是颇为得意的，而且有时自豪到了目无余子、独步天下的地步。他曾给他的儿子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欧阳修平时比较矜持自重，这话是酒后说的。诚所谓酒后吐真言，不经意地将自负之情流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代已是无人可比，那就拿众人仰慕的先贤来比吧，就是被尊崇之极的他们，也有不如自己的地方。文豪文豪，自有其豪迈的一面。

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你看他的文章，显得古雅平和，章法严谨，但其人却是极为骄傲。元丰年间他做舍人的时候，章惇担任门下侍郎。有一天见到曾巩，就随口说：“我先前看到你写的《贺明堂礼成表》，真是天下奇文啊。”曾巩不但一点儿也不客气，全部接受，而且进一步询问章惇：“你觉得比起班固的《典引》怎么样？”章惇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后悔给曾巩提供了一个自夸的机会。曾巩与欧阳修一样，已经不把同代人放在眼里了，直接拉来汉代的班固作比较，睥睨天下之气，可见一斑。

宋代人像这样炫耀文章写得好的事情比较多，没办法，国朝重文章嘛。谁的文章写得好，谁就可以压过众人一头，唯恐别人不知，那就自我评价吧。但他们同样有这样的底蕴，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本领。虽然有吹嘘之嫌，但你不服气不行。不像到了明代，文章写得很不像样，还拉帮结派，互相抬举，搞得乌烟瘴气，以至于顾炎武感叹说：一旦成为文人，就一无是处了。

宋代是个很注重理学的朝代，做人讲求稳重老成。你吹牛是可以的，但时代气氛则要求你可别过分了。过分了，那就招来众人的议论和不满了，甚至会成为你抹不去的污点。比如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写了个《荆公画像赞》，说：“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把他老子说得比孔子还伟大。王安石呢？也不遑多让，王雱早死，他写诗来悼念儿子，说：“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凤鸟”是当时人对孔子的比喻，“梁木摧”是孔子去世之前的感叹，这是老子又把儿子比作孔子了。以至于时人颇为愤懑地说，父子互相吹嘘，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其实相比前代，宋代人如此的夸海口还是逊色了不少。我们沿着时间往上追溯，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时间越早，夸的海口越大。欧阳修说李白如何，杜甫如何，那我们就看看李白和杜甫是怎样表现的。李白是个风流倜傥、豪放不羁的人物，他那篇《上枢密韩太尉书》明明是求人重用他的，可你越看，越觉得是他在尽己所能地推销自己，到处是自诩的痕迹。这也就罢了，他还有这么一段话：“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这句话，把陈子昂、初唐四杰等人的功劳一并抹杀，认为要恢复古代的文风，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你可别小看这句话，你觉得他狂妄之极，可他就有这个本事；你觉得他张扬之极，可他就有这个志向；更重要的是，相比宋代人，他加给自己的担负更大，责任更大。那么杜甫呢？也是如此。他在穷困潦倒的时候追忆当年，不无得意地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我”的天才就表现出来了，你们行吗？至于世人耳熟能详的那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就不但是一步登天想做宰相了，而且要凭一己之力把大唐王朝建设成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这是不是夸海口？肯定是！背后是不是有着强烈的担当精神？也肯定是！所以，哪怕你觉得他们吹牛不打草稿，但你还是觉得他们可爱，可敬，可亲。

再往前看，最有名的一句夸海口的话就出自谢灵运的了。他也真敢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狂妄吗？的确狂妄得没边了。但这牛吹得却很有文采，以至于还诞生了个“才高八斗”的成语。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在这点上都望尘莫及。

但所有这些人，虽然彪炳史册，名垂后世，却还是比不上他们先辈的基因强大。太史公司马迁是这样自我标榜的：“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番话简单地说就是，周公死了五百年之后有孔子，孔子死了五百年之后，就该我司马迁上场了。吹这么大的牛，他居然还把自己称作是“小子”，简直是让其他人没活路了。但不论怎样，你看他“吹”的内容，你还是不由得不产生震撼：他把文化传承和发扬自觉地担在了肩上，他把明世正俗的责任自觉地揽了过来，他视民族的千秋大业为己任，后代有这样的气吞山河的抱负吗？

自然，司马迁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榜样在前面的，这个榜样，就是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心魂的孔子和孟子。

孟子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常常显得咄咄逼人，拉住君王就讲道理，而且势在必胜。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斩钉截铁那是必然的。同样的语气，他也用在自我期许上：“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个海口夸得比司马迁更大：以往上天没想着把天下变太平，如果上天想把天下变太平，那么，当今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孔子呢？有时低调得很，有时又高傲得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说到底，孔子和孟子都把自己当作是“上天”的选民，天命在我，我就是来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力的，你们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相比之下，那些自命为“天子”的人，哪有这样气壮山河、吞吐万象的气量啊？

从这些文化精英来看，我们这个民族，在夸海口方面是每况愈下的，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随着时代发展，我们的气魄是越来越小了。气魄小的背后，是能力降低了，是才华萎缩了，是创造力递减了，更是抱负、理想、担当弱化了。人活得越精致，目光也就越短浅。现在的我们，之所以看不起周围夸海口的人，就在于他们所夸的内容实在是令人不堪。古代的人夸海口，让人觉得的是人要首先看得起自己；现代许多的人夸海口，让人首先觉得是其人品低下，面目可憎，何其衰也！这就是今人不如古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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