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们——《台北人》里的时代与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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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卓然 读名著学套路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是白先勇先生集结之前数年创作而成的一部小说集。这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虽然写作技巧和写作手法各异，长短也不尽相同，每篇单列出来皆可称之为精品，但是这些篇目整合在一起却陡生更加深邃的内涵。
这十四篇作品为读者勾勒出随国民政府退居台湾的“大陆人们”及其后裔在台北定居多年后的众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群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们的孤独与挣扎。这种孤独和挣扎不仅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贫瘠和残酷，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无处安放。
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上流人物中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窦夫人（《游园惊梦》）、社交界名女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还是下层社会里的“总司令”（《孤恋花》）、退休女仆顺恩嫂（《思旧赋》）、国军老兵赖鸣升（《岁除》），他们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域，他们地位悬殊，身份各异，但是却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剪不断斩不去的过去，这些过去都与“民国”的历史和“大陆”的土地深深的嵌合在了一起，鱼水交融，难以忘记，却都因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而被强行的割裂开。
他们的光荣的难以忘记的过去都与中华民国的兴衰荣辱相关。夏志清先生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能在书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抗日（《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在最后一篇《国葬》中的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的历史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扬。从小说里李浩然的身上我仿佛能够看到白崇禧的影子，难怪白先勇先生在首页会提上：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时代变化了，国内外的空气也阴晴无定，历史的车轮终于碾过那些个岁月，然后让这些时光像凝固了的雕塑一样弃置在落了灰的角落。可是那些从彼处而来的人们依然还跳动着生命的脉搏，他们的生命被困禁在了那个“孤岛”上，却将灿烂的青春和美好的回忆永恒的留在了永远无法归去的故土。因而这些“台北人”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同样也是历史创伤的深切体会者。在他们的痛苦中，除了政治上带来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还有文化上的隔膜和痛楚。“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生活、文化差异；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和现代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年轻一代出生在台湾的青年男女，没曾亲眼见到国家兴衰，未曾亲身体验人生悲欢的时代隔阂。余秋雨称之为“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将浓浓的文化乡愁通过象征的途径渗透到《台北人》的每篇作品中，以宏大的历史感使这种乡愁也气势夺人、含义深厚，因而可称之为世纪性的文化乡愁。
白先勇先生将他感受到的历史的苍凉感和面对历史的无力感糅杂进《台北人》每篇小说的枝枝蔓蔓里，从而表达出他的历史观——感叹时代兴亡的怅惘和感时伤怀的追悼。一个有着深厚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将他精神世界中的“大我”（对于民族、文化和同胞的同情和怜悯）与“小我”（对于逝去青春年华的追忆）统一进了整部作品里。
他将刘禹锡的《乌衣巷》置于《台北人》的卷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次翻翻这本书，我脑子里常常能够想到曾经去南京时看到过的破败的乌衣巷，想象着它从前的辉煌。又想到总统府前的楹联：大堂深似海，长挟石城沧桑中山风雨；国史壮如彤，曾振辛亥鼙鼓己丑雷霆。继而想到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恸哭，余光中“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企盼，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的苍凉。
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已经渐渐的被我们自己遗忘了，就像《台北人》里的那些“外省人”的后裔。那些曾经的亚细亚孤儿们也已经渐渐老去，或步履蹒跚，或已经葬于高山之上兮了。于是《台北人》这样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我们在习惯于遗忘的现代社会里能够有机会喘一口气，回望一下我们的同胞在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里走过的岁月，那是他们的岁月，也是我们共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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