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的故事 -再见！我去扬名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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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半截身子探出车窗，眼眸里乱影绰绰，站台上远走高飞的憧憬掺合着离别的忧伤像复杂的云团让她眼前的光线变得弥散迷离。父母和妹妹，还有情窦初开时她勇敢告白的年轻男子，正挥手向她告别，他们的面容逆在日光里，暗影雕刻出眉骨下的幽深，那一刻她先知般地意识到，他们已遗留在晦暗不明的过去，而她即将奔赴热气蒸腾而蓬勃的未来。这样的闪念如地震余波，在颤栗中为了抵抗心灵刹那间的软弱，她坚定了眼眸，用力扬起手臂，向她的人们宣告：再见！我去扬名立万！

安.兰德生于190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犹太商人家庭，家庭财赀中等，但对教育的投入向来不吝付出。她在学费昂贵的斯托尤宁私立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学校的创始人斯托尤宁夫妇是俄罗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

安.兰德从小就是优等生，对文学有超出功利的寄托，十一、二岁就热衷于抽象的柏拉图式的哲学思考，对达尔文世界充满理想主义的矫枉过正。在观点辩论中，她像披挂着亮闪闪铠甲手持盾牌的罗马战士一样，斩钉截铁地坚持她的立场如战场。她的“思辨型”以及“僧侣型”混合特质成为对方最顽强的辩论对手。

1917年政治话题像流感一样在俄罗斯的大街小巷里蔓延，安.兰德的政治哲学启蒙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她羽化为“上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雏燕，在同人们辩论推导中逐渐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思想主义，并最终贯穿她的一生。11岁的时候她发明了“价值阶梯”这个观念名词，以犹太人的视角指出欧洲高于俄罗斯，英语世界高于欧洲。

安.兰德是共和制的拥护者，推崇尼采式的个人主义，以知识分子的清高鄙视庸人。而她眼里的庸人往往就是那些默默耕耘在现实世界中一粥一饭、默守社区保守价值观，嘴里吐不出像样理论、观念的平常人，她天生就是以著书立论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意愿远高于真刀实枪的操练。

俄罗斯之于安.兰德，即是个专制的集体主义的大熔炉，有棱角或者有不同观念的人在这样的熔炉中能像火星迸发的灰烬一样消失殆尽，但是安.兰德受到了上天的垂青。苏维埃政权确立后，大清洗前潮暗流涌动，1922年苏联用“哲人船”流放了220名知识分子，她的母校斯托尤宁被强制关闭，大学生因异见被勒令退学，而安.兰德因为刚好毕业逃过一劫。这样的氛围中，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出走，安.兰德的母亲极力主张移民国外，但兰德父亲执意留守。1924年一个探亲访美的签证机会给到兰德。她抓住这个机会，从此一去不归。从某种角度，女人的直觉胜过男人的理性，利令智昏这个词语是有道理的，直觉下女性在迫近的危机面前更容易放弃身外之物。

安.兰德的价值阶梯让她迫不及待去拥抱英语世界最有前途的美国，美国对犹太人的容纳度确实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安.兰德父母的教育投资成果初现端倪，兰德一步步在美国的知识界攒露头角。她脱胎于集体主义，然而却是它最坚决彻底的背叛者和批判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全球各地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颇受青睐，而她就像一个火炬手，高擎个人主义大旗，以亲历者的身份披肝沥胆地劝诫人们远离集体主义的梦魇。

安.兰德在美国最初是以剧本编辑和写作者的身份来谋求生活立足之地。她的作品近乎以哲人的语言来鞭鞑集体主义，《红色人质》、《理想》等剧本以最时髦的剧院演出作为传播媒介把她带入公众和知识界视野，随后更具她个人思想的小说《我们活着的人》、《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则让她声名显赫。而立之年她即在美国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她为各期刊杂志或大学演讲撰写的非文学作品则更多地宣扬她的个人主义以及她对资本主义热烈的赞许。

像安.兰德这样的人，她一旦掌控了思想舆论的喇叭，就绝不会在发声中怠惰。我们别忘记，她有僧侣的特质，那就是对她所信的虔诚与执着，毫不含糊暧昧的立场，所以在美国60年代麦卡锡掀起反共的极右运动时，于别的知识分子这是要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漩涡，而她却可以去听证会作证，只要可以打击集体主义，她似乎无所顾忌。

集体主义究竟给她带来哪种伤害？她20岁离开苏联后就再没见过父母，冷战铁幕下，苏联几乎隔绝了与世界的联系。在车站与她告别的年轻男子，初恋的情人，前途不可限量的工程师，30几岁的时候死于大清洗。如果她没有离开苏联，大概也会无声无息消失在熔炉中，那么就不会有“安.兰德主义”。

“安.兰德主义”简而化之就是安.兰德的个人主义，她的经典名言：不要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她就是一个从崩朽的雅典逃到罗马进而把自己武装成罗马角斗士的外来蛮族，她要捍卫的是她认可的人类文明和灯塔。

再见！你已扬名立万！

作者
有言如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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