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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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

原著 | 余英时
解读 | 朱颜言

《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是一位美籍华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是当代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成果卓著，早在80年代，钱钟书先生谈到余英时时，就说他学术造诣堪称“海外独步”、“即在中原亦不作第二人想”。

余英时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哈佛大学，曾在哈佛﹑耶鲁及普林斯顿三所长青藤大学及密歇根大学任教，还兼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职。

2006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著述颇丰，在他的几十本专著中，这本《士与中国文化》不仅能了解其治学思想、研究方法和治学内容，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绝好途径。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但尊重历史史实的作者，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

这本书不是一部关于“士”的文化通史，而是集结了十二篇有关“士”的历史研究专论，通过“士”这一阶层的历史发展，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

由于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十分吃力，我们将采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其中的思想精髓。

我们不妨先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是一名对《士与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人，如果可以穿越时空，成为一名真正的“士”，你愿意穿越到什么朝代，成为什么样的人，去经历哪些非同一般的人生际遇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士与中国文化》的世界。

从国家基层公务员到凭口舌吃饭的游民

如果你回到过去，比孔子还要靠前，可能会成为一名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基层公务员。

这时候的“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有基层职务，与庶人阶层相衔接。

虽然有“士”的名字，但还没有“士”的精神，没有一个高尚的信仰、强大的精神来支撑，所以他们无法批评政治、评判社会、抗礼王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国家内外战乱和社会发展，士慢慢失去了国家编制，由末流贵族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最早的以知识为资本的人。

所以，如果你穿越到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那个时代的“士”，无论你出身于没落贵族，还是上层庶民，都会成为一名没有土地和其它资产的“游士”，没有固定工作，全凭“口舌”吃饭。

当时诸侯国之间竞争激烈，君主们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都尽量争取有社会声望的知识界领袖，游士们也就有了立身之地。

他们游走于各国王侯之间，有的可以进入权利中心，成为一国卿相，或和君主成为师徒或朋友，受到超级礼遇，运气不太好的穷苦知识人也可以成为贵族的门客，至少能填饱肚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兴起与发展的时期，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特征，即“士志于道”，有知识的人要专心追求真理。

这不单单表现在儒家学派，当时百家争鸣，虽然所秉承的学术思想不同，但所有的学派都以“道”的承担者自居。

如果你穿越到了灭六国后的秦国，那你就太不幸了。

因为在国家统一后，统治阶层认为四方游走的知识分子想法太多，经常议论政治会不利于社会统一。所以秦王就下了一道“逐客令”，把各地游士都驱逐出境。

游士时代也就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慢慢终结，中国知识分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汉代：不当老师的官员不是好官员

中国文化传播之广，持续之久，凝聚力之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儒家学派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过是其中诸多学派之一。那时候普天之下皆有儒风，但是汉代以来，儒家文化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传播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从理想到现实，汉代儒家便是这一遥远征途中的先驱者，而“循吏”便是其中的中坚力量，也是这个时代的“士”。

“循吏”这一名称始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后来被《汉书》继承，直到民国时期所修的《清史稿》还在沿用，意思是“奉法循理之官”。

官员不是完成行政职务的吗？怎么会成为文化传播者？这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的。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道自任”，认为自己是文化精英，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建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对自己强调修身，对人民强调“先富后教”。

也就是说，“士”首先要在道德和知识上完善自己，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才能有能力富民、教民。

汉代循吏就是这样一种儒家思想的实践者。所以当你来到汉代，你要以此为己任。

循吏除了维持政治秩序，遵循法令，保障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行，还特别重视教育工作，在政治统一的有利条件下，利用职权推行教化，自觉把文化广泛传播到中国的各个地区，以“师”自许、自荣，以建立儒家道德文化秩序为理想。

所以作者选取了“循吏”作为汉代士文化的典型，他们是官吏，更是教育家，文化的传播者、建设者。

魏晋名士，

中国历史上最纵情任性的知识阶层

汉代以后长期推行察举制度，导致名教礼法开始高度形式化、虚伪化。

《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有个叫赵宣的人，在父母死后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和孝心，竟在双亲的墓道中住了20多年，因此在社会上博得了“孝”的美名。地方长官因此数次推举他做官，眼看就要实现人生逆袭，太守亲自登门拜访时才发现这是个假孝子——守孝是要禁欲的，而他住在墓道中，却和老婆生了5个孩子。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礼法严峻而虚伪，连人们之间的亲密情感还有真情实意都要被压抑，所以有的人开始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情与礼发生冲突时，宁可违逆至高无上的礼法，也绝不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自由独立的思想之风。

如果你穿越到这一时期，也很可能会以情抗礼，做出种种“背叛礼教”、“不尊礼法”的事，但也会获得“魏晋风流”、“魏晋名士”的光荣称号。

按照儒家礼法观念，儿子直接叫父亲的名字是大不敬，忤逆之极，但有的父子偏不以为意，一起喝酒欢笑，互称名字，这样自由平等的相处，不可谓一次思想的解放。

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卿卿我我”这个成语。

那个时代女子必须尊重丈夫，“卿”一般是上级对下级的称呼，当然不能用于女子称呼丈夫，名士王戎的妻子称王戎为“卿”，王戎觉得自己太没面子，就告诫妻子别再这么叫了。

谁知这位王夫人却对丈夫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我爱你、亲近你，才叫你为卿，我不叫你卿，谁叫你卿？

王戎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甜蜜啊，从此就任由夫人称呼，再也不说什么面子、礼法了。

《礼记》有许多关于男女交往的限制，“男女授受不亲”，即使是一家人，也不能随意接触， “叔嫂不通问”，小叔子和嫂子之间当然也要避讳，不能随意来往。

但大名士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就大大方方地去和嫂子告别，这在当时被很多人嘲笑，阮籍却翻个白眼说：礼法岂是为我辈所设？

魏晋士人们违背礼法袒露性情，除了人伦关系经常被突破，君臣关系也遇到了挑战，但这样的真性情背后，却是一场人性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觉醒。

之后，人们开始缘情制礼，希望情、礼能够兼顾，能够互补，到了南朝后期任情违礼的事已大为减少。

唐宋时代，

“士”是受禅宗影响的儒家精英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魏晋以后，不仅征服了上层思想界，还逐渐主宰了中国的民间文化，造成魏晋到隋唐这七八百年，佛和道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儒学虽然是入世之学，但当时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

唐代以后，佛、道两家思想从出世转向入世，提倡勤俭劳作、入世苦行。这对新儒家的兴起形成了重要影响。

所以，如果你穿越到唐宋时期，虽然排斥佛教，提倡儒家思想，但也会不自觉地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

从唐代的韩愈到宋代的朱熹，这些儒家代表人物虽然全力排斥佛教，但却都继承发展了佛教的入世精神。

例如韩愈著名的文章《师说》，针对的是唐代儒学衰微的局面，其中所向往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其实也是以新禅宗中的师生关系为范本的。

不但整篇文章的精神取法于禅宗，其中两个重要观点“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也是受到他们的启发。

到了宋代，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也都受到佛教入世思想的影响。

例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即来自大乘佛教——菩萨未度己先度人，愿为众生承受一切苦难。

王安石出任宰相也是受到新禅宗“要为众生做点什么”的感召。

至此，新禅宗和新儒家合二为一，都有了入世苦行的精神。

到了明代时，佛儒道三教终于合而为一。

明清时期，士商合流

如果你穿越到明清时期，很可能会弃儒从商。

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低，在宋代，陆游训诫子弟时就表示，子孙后代只能在士和农二业选择，决不能流入工和商这样的市井阶层。那时候即便是非常成功的大商人，心里依然是很自卑的。

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期就大不相同了，由于经济发展，商业本身的吸引力增强，弃儒从商的士人越来越多，商人家庭出身的士也越来越多，从此士和商的界限变得模糊，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科举考试录取比例历史最低，14世纪末，中国人口大约6千500万，而到了17世纪初人口增长到了1亿5000万左右，可是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士人获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

明代才子文征明曾记载苏州地区的录取情况，说1500名生员，三年里只有50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每个人在三年时间中只有30分之一的成功率。

考公务员那么难，又干不了农活，不少士人放弃考试，走向创业经商的道路。

这与当时的经济情况和市民文化也是相辅相成的，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越来越发达，出现了不少以商人为主角的小说、戏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大量商人的墓志铭。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一大标志。

以前的商人自卑自贱，但这时也能说“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圣贤二字以前怎么也安不到商人的头上的。

但明清时期的商人却非常自信，还有人说出“良贾何负宏儒”这样的话来，认为优秀的、有文化的商人所提供的社会价值还有个人成就，丝毫不亚于那些博学多才的儒学大家。

这一时期文化精英们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明代儒学宗师王阳明虽然和宋代的朱熹一样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不像朱熹专对“士”阶层说教，走高层路线，而是把士农工商四民都作为教化对象，走通俗化的道路，使社会大众都能接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这也是王阳明的伟大之处。

士一直有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的传统，但是到了清代有了新的发展，儒家学者们也开始重视起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认为士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所以每一个士都必须把养家糊口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不能待养于人。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士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面貌是这样的：

他们在先秦时期是“游士”，秦汉以后是“士大夫”，秦汉以后的2000多年中，又可以划分为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

秦汉时期，“士”的活动比较集中的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

南北朝时，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与心存“济俗”理想的佛家高僧如道安、惠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

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

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后世“士”的新标准。

明清时期士商合流，佛儒道三家合一，此后，伴随着封建科举制度的取消，“士”的时代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这也是这本书研究的下限。

书中所刻画的“士”的性格，是理想化的、典型化的，也许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士完全符合这样一种理想典型，但中国的士人却一直信奉、向往着这样的理想典型。

数千年来，士的理想精神一直督促鞭策着一代代知识人担当起社会的良心。虽然士的传统已经在中国消失了，但士的精神依然延续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依然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正是有那些不灭的风骨，和一代代的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才如此璀璨和不朽。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愿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了解，新的感悟，继续坚守。

*文：朱颜言，慈怀每天一本书签约作者，公众号：朱颜言说，有诗情画意，也有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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