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巜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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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巜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

文｜思

一位书友Bucolica分享了这本书的摘录，一下就被本雅明密集思想含金量的句子吸引，也缘于对朋友眼光的信任，与内心深藏的一种一直以来说不清楚的文哲跨越的激情，于是拿起了这本书。总之，此番阅读，由始而终，似一团光芒的引照和追随。如果你想被思想愉悦，被深刻折磨，读本雅明就对了。

读完书末附上的“译后记”，才明白了这本书的结构：“书名之所以定为《写作与救赎》，是考虑到救赎思想乃是本雅明纷繁奇诡、变幻莫测的思想中一条贯串始终的线索，即使到后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日深，试图借鉴犹太教救赎思想以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努力也未曾稍减，而本雅明对文学形式、现代作家作品的论析，大都与其救赎思想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循此思路，将译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概略地展示本雅明的救赎思想，而第二、三部分则是本雅明救赎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展开。”

不知道编者何意，许多书都这样安排，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给你一个诸如此类大大的“彩蛋”，我想这种概括介绍在正文前或后安排各有利弊，尤其是不好读的书，安排在前的话，能让我们脉胳清晰，“按图索骥”，迅速把握这本书的结构，节约时间；在后的话，阅读过程中可促动你自己去归纳整理思考，自画一幅“地图”，兴许会迂回曲折一些。

读第一章“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就有点为难了，文字与逻辑曲曲绕绕，本雅明念念不忘上帝，借“太初有言”说话，无论如何，这对一个无神论者是难以说服的，于是关于语言，恨不得以自认为的“理”、用自己的通俗语来表达个人对语言的认识。于是就有了与朋友下列一番对话：

我：“你读得很细，记性好，能把本雅明《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这篇文章中，关于事物命名和海子的诗句联系起来——“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这样横向比较，触类旁通，赞！的确，诗人常以为事物命名为职责，人们又常说他是巫师或通灵师，他是桥梁，在事物本质与命名之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咖啡]

友：嘿嘿，我还担心这样的“融会贯通”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思想家、诗人、艺术家似乎都异曲同工之妙。

我：你高估我了！[捂脸]本雅明这一章写得晦涩难懂，而且是他生前未发表的文章，也许他有所保留和迟疑，整个一篇下来，记住了这一段：“人的堕落在使语言间接化的同时，为语言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此后，语言的混乱便近在咫尺了。一旦人类将名称的纯粹性损毁，他也就放弃了对万物的凝神观照——在这种凝神观照中，万物之语言向他传达，而这势必会剥夺人类那已然动摇了的语言精神之一般基础。万物纠缠不清，符号也就难免混乱。空谈奴役语言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愚蠢地奴役万物。伴随着对万物的否弃也即奴役，巴别塔计划以及语言的混乱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我想简化以自己的理解和语言组织说出，大意就是语言不是表面的符号，非“物先于语言本身”在，是物与语言同在，语言蕴含于物之中，语言只是物要传达表现于人的一个媒介，因而语言是从属于它的，是和人的精神与知识的结合。但我们常理解为语言是我们为物赋予的一个名称，外在于它，这导致了物与词的分离，这因果关系搞颠倒了，才引起巴别塔的混乱吧。

友：看你的“翻译”确实平易近人多了，但仍然深奥，容我再想想……

其实我已经跳到后面的作家评论去了，歌德、普鲁斯特……

我：完全是六经注我，不用听我说的，我一向没有严谨的习惯，喜欢篡改，比如说“物先于语言”这个表达并不恰切，我只是想把人于万物之上这个地位拉下来一点，表现谦虚一点，在诗歌方面，按通俗来讲，语言本存在于万物之中，诗人只是将它“呼出”，这么说来，在上帝造物时，语言已内生于它，真正的表达它和万物的关系只是将其还原、显形。不管本雅明或别的人怎么说了，要紧的是在你用语言表达时必须接近、更接近那个“本真”，那个是目标，虽然艺术里常常迂回曲折地去接近它，有时甚至只是那接近的过程让人惊心动魄而成功，而非重视结果怎样怎样，比如在小说里尤典型。果然第二章《未来哲学论纲》也不易读，没有康德哲学的基础，耐着性子读下去了，天知道以后在我头脑会否留下一丝印迹[捂脸]

友：就读到的前二十多页来看，本雅明的观点让我想起《圣经》这段。我读思想家的作品，可能不是为了接受“洗礼”，主要看看其他的思维模式，也会化用（“篡改”）。

我：我也把《圣经》拿出来翻了一下，“神用话语创造了世界万物；神直接与亚当用话语沟通；亚当会用话语来给动物取名字……”开始本雅明老拿上帝说事，搞得我很反感，心想，怎么能拿一个类似神话的故事来解释人类的语言创造呢？后来才明白他只是“借”上帝说话，我们无法解释的神秘最后都归了上帝，这是人的一种必要的态度，对无知的谦卑和保留吧。在西方，这个预留的未知空间很重要，这也算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吧。

过了一二章难关，后面难度开始递减，暗自窃喜，总之，本雅明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论文学。到后面探讨一些作家的具体篇章，越来越轻车熟路了，虽然还是有难度，因为要学习本雅明站在一个人类总体精神目标去看待文学家的作品描述，去分析捕捉它们，的确“开眼界”，这个“开”，就是“拓展”，是你的视野和世界的扩大。这句话还有一句潜台词是：即便你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你永远也不可能想到本雅明论述的一些理论，这就是读这本书有所增益的收获吧。

比如在“写作与救赎”开篇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里，本雅明认为这本书的伟大并不在于人们津津乐道的心理小说，从心理学方面牵强附会去解释，从俄罗斯“心智”，或者癫痫患者的“心智”去解释，都偏移了它的传递给我们的精髓。

曾在一篇叫“沙龙里的普鲁斯特”的文章里，作者把普鲁斯特说成是拒绝长大的孩子，很多地方运用了心理方面的推导分析，但总觉得如仅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诠释复杂的人性还是稍显简单、主观、武断、单薄和粗暴，远不及附加事件、语言、行为等自身形象来展现人物本身来得丰富，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当然心理分析是刻画人物的好工具，只说它的定论未免不太严谨，它似乎永远是一种推测，难以穷尽我们自身，难以穷尽我们也未必明了的人性复杂与幽微，这正是文学纤细的枝桠要深入探查的地方，由此，它也区别于心理学，而独具魅力与永久的生命力。（似乎一些定论的概念都抑制了文学的生长，文学，它是一个不断在吸纳着、探索着的永远在自我生成的东西，它有一颗自我探索的倔强的灵魂，它需要自由呼吸，永不停步才促成了它的生命）。

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运用心理分析时常常出尔反而，他引导我们对人物形成可能的判断，但他像抛下一个饵后又迅速溜走了，在下一个场景又来了个完全相反的判断引导，他很高明，不作论断，我们思索、跟踪，在人性的复杂迷宫的探索里得出无限趣味，为自身心理的丰富、狡诈与绚丽惊叹！这种不轻易断言，看起来好像我们把未知交给了一团迷雾，但这不是雾障，而是赋予我们自身一种活性与灵性，而这个灵性与活性，需留存一个空间它才能存活，文学正是得益于这个空间，它才不会终结，我相信，这种思维塑造也正是文学重要的意义之一吧。

回到《白痴》。本雅明认为：“（这本）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主宰着全人类之发展的形而上学律令与主宰着那个独特民族的形而上学律令实则是互为依存的。这意味着，人类所有的深层冲动，无不牢牢地植根于俄罗斯精神的灵韵之中。能够将这些冲动，连同其自由地氤氲于民族情境之中却并不与之分离的灵韵，表现出来的能力，或许正是这位作家伟大艺术的自由之精华。”与其相对应，“批评家的任务是到隐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创造性理念中，挖掘民族性和人类性之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和任何一件艺术品一样，这部小说也基于一个理念，或者如诺瓦利斯所说，“它带有一种先验的理念，一种无可言传的存在的必然性。”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理念，此外无他。

“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最沉重的悲叹给予了青年运动的失败。孩子乃是青年及其祖国唯一的救赎。就算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不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发展出新的理念：孩子式的单纯具有无限的疗救的力量。但年轻的一代正在承受由于童年的残缺而带来的痛苦：正是残缺的童年使得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丧失了活力。”

说刻陀氏令人遗憾的未完成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在第二部里，故事一直有两条线穿插着，一条是卡拉马佐夫家家事的主线，另一条是阿辽沙与孩子们单纯美好的交往。埋葬病逝的孩子伊留沙后，阿辽沙对其它孩子们作了如下讲话：“要知道，最崇高的精神力量，在今后的生活中对身心最有益的感受，莫过于某种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童年时代从故乡故居保留下来的回忆。”这一段寄望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需从小给予他们善与美的教育，培养他们对它的感受力。从小的方面，通俗地讲，这是一个家庭严重欠缺教育，引致少辈吃喝嫖赌或蛊惑他人杀人的案例；从大方面讲，延伸由家—— 国—— 天下的警惕，青少年一代自幼的正确思想引导问题。当然，这部著作更因为结合了陀氏探索一生的信仰，关于“上帝是否该存在于人间”的宏大辩论，以及对人类心灵探索与拷问的深度，所以才有了跨越文学与心理学，涉入宗教与哲学之问的非凡之响！

本雅明谈到“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认为“文学史决不仅仅是一门自足的学科；它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广义历史的某个瞬间。”与格维努斯的观点异曲同工：“伟大的作品是历史事件，诗人是行动的天才。”我们研究文学，“不是结合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去描绘文学作品，而是去表征这些作品被认识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也即作品得以产生的时代。唯其如此，才能够使文学成为历史学的工具论。

二十多篇文章，读后都有所启发，最有趣的是讲“歌德”和“普鲁斯特”的篇章。“歌德”那篇，本雅明融生活、轶闻于歌德的创作脉络中，又说明他的精神世界如何映照在他的行为动机上—— 他作为魏玛枢密参事与作为艺术家的内心分离，最后请辞了一切政治和行政事务，专事文学创作。年轻时，他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娴熟地左右逢源，轻而易举调动一切资源围绕他，并为之服务，他也有难以排解的矛盾压力，特别是作为年轻诗人时与政务官场协调间。

歌德年老时对女性的激情长盛不衰，热爱上少女，我想这是一种人性对美的占有和持存，就像浮士德祈求的那句名言：“美啊，请为我停留！”他与席勒亲密又疏远的关系，是由对待艺术如何服务于人的态度分歧而决定的。席勒以艺术内容为革命和战斗号角，而歌德属资产阶级一派，倾向保守，特别是后期，他离革命因素尚远。“伟大的作家从一开始就要能够将自己的精神生活转化为公众兴趣所关注的事情，同时还要将时代的问题转化为个人思想和经历中切身的关怀。”《少年维特之烦恼》即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例。

本雅明写普鲁斯特也让人忍俊不住，许多人忽略了《追忆似水年华》里的幽默诙谐，当然这支涂着芥辣的软箭是射向作家本人所属的上流社会阶层的，但正如本雅明所说，如这面镜子掉在地上摔碎，不用说，普鲁斯特又会像孩子失去珍玩一般伤心。这反映了普鲁斯特与上流社会眉目传情的暧昧关系，试想，你所属阶层文化塑造你，又如何割舍你自己的部分？

谈到普鲁斯特，我们似乎绕不开他的同性恋态度，但他似乎在其中不过是寻找超越性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许在普鲁斯特看来，只有同性恋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情才是审美的，非功利的，当然也是安全的。在《追忆似水年华里》，人们创造爱情神话，而普鲁斯特把它当作疾病来消解。普鲁斯特认为，爱情的本质是对象予自身所激发的欲望及情感的强度，是某一方的单向。而斯万和奥黛特的情感发展最后似一场骗局，对斯万而言，他的爱的本质只在于他是一个“爱者”自身，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东西。

本雅明认为，布莱希特革新了传统戏剧观念里影响观众的文艺理论，创造了史诗剧，着实令人难忘。一般我们认为，通过戏剧煽情手段，比如悲剧喜剧等拨动观众心弦，引起共鸣或其它强烈情绪，深化观众情感，这是戏剧影响观众的有效武器，布莱希特反其道而行之，他不靠紧张和刺激因素，他取消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论—— 即通过对主人公激动人心的命运的移情作用产生对情感的净化。他要求观众放松，剧演中注意必须留有“间离”，即让观众不是要去认同主人公，而是应该学着对主人公活动于其间的情境产生震惊。“间断的作用无他，就是破坏观众的幻觉，瘫痪其移情趋向。正因为有了间断，观众才有可能对演员的动作及其表现方式作出批评式的反应，演员同样完全用不着移情。”这样观众成为参与者，并可将舞台向讲台倾斜。

另外，本雅明认为，“布莱希特的主题就是贫困 ……也就是利用人所具备的为数不多的智慧和能量。”他认为：“贫困是模仿的一种形式，它可以让你比任何富人都更加贴近现实。国家应该富有，而人却应该贫困；国家有权胡作非为，而人却不可轻举妄动。”布莱希特总结说：“贫穷才是最为广泛的人权。”因为许多事情是两面性的，从布莱希特的两个例子，我们看见，接受悖论的思维常常引发创新运动，这有多么重要。

从本雅明写瓦雷里的文章，才知道瓦雷里年轻时一直想当海军，与海有着深厚的情感渊源，海是他理想扬帆出航的游弋极地，本雅明是这么描写的：“瓦雷里那深邃的目光透露出一种远离尘世图景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得他的内心生活得以在尘世图景之中扬帆远航，正如在星空图景之中扬帆远航一样。孤独是夜幕，上述图景辉耀其上。”内心固然是另一片城池，现实相符的情景更助推想象的远航。读过瓦雷里的诗歌巜海滨墓园》和《年轻的命运女神》，对此描述会心一笑。

瓦雷里的诗不惹生活与现实一丝尘埃，除了声音，永不着陆，它只在想象的边际飘移，不是情感的牵引，而是抒情的沉思之诗，是人类智力的劳作。再次复习瓦雷里的“纯诗”概念。“在这个瓦雷里式的古怪之人的领地之中，没有过多的、充满激情的形体姿态，没有任何“人性”，因为对他来说，思想乃是唯一能够生产完美的物质。完美的特征之一乃是连续。”瓦雷里认为：“杰出作家乃是这样一种作家，他隐匿或者说融化了其纷纭交错的观念。”的确，我们常说，诗歌有别于其它文体，它反对通常的“理”的逻辑，它用特别的形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形象的丰富性，扩展事物自身的言说。

对于克尔凯廓尔，本雅明指出，西奥多·维森格伦特·阿多诺通过研究克尔凯廊尔的精神意象碎片，纠正了一个为人误解的观念—— 即存在主义学者的牵强附会，认为“他已然发现了“内在性的”、“纯粹精神的”领域，这使得他能够通过“决断”、通过存在主义的决心——简言之，通过宗教态度——来克服表象。阿多诺揭下了“基于悖论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欺诈神学”的面具。他认为：“在观念论的历史性衰败中，克尔凯廓尔辨识出了一种潜在的神话内容，并且揭示了其原始意涵及其历史性真理，克尔凯廓尔的作品大都是诗与知识的私生子，这反映出其作品的杂交特性。”

本雅明写卡夫卡的文章篇幅较长，他想借助一两条有关思想的主线把卡夫卡所有文章推导、串联起来，比如指出他的作品里人物的戏剧姿态，有向动物性那端退化的倾向；又比如指出机构组织的臃肿低效，卡夫卡发现了现实中繁琐的人的不力问题，在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若无睹和遗忘。我想人们的这种反应类似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活力惰性。正如卡夫卡在其父亲父性扩张的权力阴影下，在并不喜欢的保险公司的工作所感到的拘谨、窒息，继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转向写作的救赎和反抗，把写作当作一种宗教和祈祷，那么迷惑或压抑的现代人，你抓住什么了吗？

我们知道卡夫卡一生未婚，他怕女人干扰他的创作。三番五次退婚，最终也没有菲莉斯结婚，可她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他的记忆中，成为他的爱人。 怕损坏了自我完整的卡夫卡，工作、家庭，人事一切外在都在侵占他瘦弱而僵直的身躯，他一直小心翼翼守着文学最后这一小块领地，到最后，文学是他如老鼠一样沉默凿出的一个栖身的地洞（卡夫卡有篇《地洞》的小说尤为形象说明这种精神紧张的内涵）。

从表面看是敞开的，但他的心灵对外却有十重铁门，像他书中的“城堡”，也许炮轰都无效，只有文学这把机巧的钥匙才能将它打开。卡夫卡终于用文学平衡了自己这种表里不一的分裂，这种局促的两种力量的纷争对抗，一直持续到生命消逝，这种对峙交战，也许最后变成了一种需要，就像黑暗与光的关系，没有彼方也就没了卡夫卡。从这一点说，他需要文学如需要药丸的病人，倒是确切。他对文学的痴爱和性格中紧张的异质，互为影响，加速成全了这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大师，就像一粒种子——受重力压迫——破土而出——裂变。

20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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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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